在英国人眼中，香港变成了一个奇迹，似乎"有悖常理"。
准许英国人在香港"寄寓泊船"的《穿鼻草约》（1840）议定之后，时任英国外交大臣的巴麦尊勋爵非常生气。他无法改变谈判结果，但是有权立刻解除负责谈判的全权公使查理•义律的职务。在免职函件中，他对义律冷嘲热讽："你获得了荒芜之岛香港的割让，岛上几乎没有一幢房屋……很显然，香港不会成为贸易中心……我们的贸易将一如既往地在广州进行。他们（英国侨民）可以前往荒凉的香港岛，在那里修建房屋来隐居。" Frank Welsh先生撰写的《香港史》就是从这个话题开篇的。
现在我们知道，义律的错误没那么严重，巴麦尊勋爵的预测倒是错得离谱。从人口数量来看，香港在割让之初（1841年）的人口大约只有5000到7500，在1862年达到12万，在日本占领之前的1941年达到160万。二战结束的时候（1945年）一度减少到50-75万，战后又迅速恢复，1950年达到220万（也有人说是236万）。2009年超过700万。从经济产出来看，早在香港"回归"之前的1991年3月到1993年3月间，香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超过了英国，2011年则位列世界第九。
在我看来，与其说是香港"有悖常理"地创造了奇迹，还不如说是内地一次又一次"有悖常理"地把创造奇迹所需要的要素（人才与资本）拱手让给香港。
发生在1851年到1864年之间的太平天国运动是香港发展历程中的第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成群结队到达香港的中国人大多是苦力。他们不带家眷，更不会定居。1844年香港的男女性别比例是5:1，单身的苦力对居住条件的要求也很低，1845年，香港只有78幢家庭住宅。
当太平天国运动威胁到广州的时候，富有的家庭纷纷弃城而去。香港是主要目的地。移民中不乏财产与胆识兼备之人。到1859年，有65家华人商号积累起雄厚的资本，规模大到可以作为"行商"登记。一些华裔商人的实力堪与英国大商人匹敌，其中一位还成为香港第三大纳税人。
1867年，香港的家庭住宅增加到1775幢；到1869年，香港的男女性别比例降低到2.7:1，之后一直维持到19世纪末。如果一定要说香港做对了什么，那就是在英国殖民之后的"头80年里享受了独一无二的宁静"。
内地20世纪的党争与战争是提升香港地位的第二级推进器。在1947年出版的《美国外交文件集》第七卷当中，香港被描述为"持不同政见者的最佳庇护所……华人资本的安全岛，中国南部唯一有出版自由的地方"。短短几年内战期间，率先到香港避难的是反对国民党的人士，紧随其后的是亲国民党人士。香港人满为患，许多人找不到住处，只能住在走廊、阁楼和马路上。直到新政权1949年11月关闭边境，"想维持传统自由出入政策的殖民地当局才舒了一口气"。
香港"第一次转折"的人才和资本主要来自广州，"第二级推进"的人才和资本主要来自上海。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上海的区位优势明显。英国、美国、普鲁士、丹麦、荷兰、瑞典、比利时和日本都选择上海作为在中国贸易的基地，并且设立了领事馆。上海是当之无愧的东亚贸易和金融中心，汇集而且培养了一大批商业精英。香港原本望尘莫及。
可是在内战期间，"上海难民尤其把宝贵的人才带入这个殖民地。转瞬之间，上海就不再是中国的商业中心"。随后，在朝鲜战争期间，西方对中国内地实施贸易禁运，内地的对外贸易从此大多转口香港。香港商人于是重抄刚刚放下的旧业──走私。当时也正是香港工业化刚刚起步的时期，早年来自上海的实业家正好成为香港工业化的弄潮儿。香港政府承认，"注入上海的经验与资本"让香港比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早起步10-15年。
到目前为止，香港的最后一个好运气是搭上了内地改革开放的顺风车。如果说内地是一列快速行驶的列车，那么由于地域和历史的原因，这列火车上有为香港预留的舱位。1980年成立深圳经济特区，1990年代紧邻香港的珠江三角洲成为内地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而且增长方式是外向型的，给香港提供了大量贸易和转口贸易机会。1985年，内地成为香港最大贸易伙伴；1987年，香港取代日本成为内地最大贸易伙伴。1988年，香港占内地境外投资的比例在50%-70%之间，香港从贸易和投资中获得的利益足以弥补产业向内地转移的损失。
不过，这列顺风车上，香港的舱位正在被压缩。内地经济两个不可避免的变化使香港逐渐被边缘化。变化之一是中国经济区域增长极的转移──先从珠三角转移到长三角和渤海湾环，又从沿海地区转移到中西部，与香港的距离越来越远。变化之二是内地加入国际贸易组织（WTO）之后，与西方国家直接贸易更加便利，内地商人对西方也日益熟悉，转口香港的必要性日益降低。此外，从长期来看，内地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一定会下降。
有人在香港媒体上惊呼：与内地相比，香港经济1990年代以来逐渐衰落。广州和佛山两市的经济总量之和，在1997年仅相当于香港经济总量的1/6，在2001年达到30%，2007年达到70%，2009年略微反超香港。
香港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正好和香港回归的时点重合，似乎回归和衰退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中央政府不想让人认为回归导致衰退，于是通过签署《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2003年6月）来刺激香港经济增长。某种程度上，CEPA当中甚至包含了利益输送。
实际上，香港的衰退被夸大了。首先，从真正有意义的人均指标来看，内地和香港之间的悬殊差距仅仅是在缩小而已，反超遥遥无期。在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用购买力平价（PPP）方法计算的2011年人均GDP排名表中，香港以4.93万美元排名第九，内地以0.84万美元排名第117位。其次，在1988年到1997年的10年间，香港GDP年均增长5.0%。在1999年到2003年的五年间，香港GDP年均增长率虽然降低到3.2%，但在发达经济体当中，这仍然是令人骄傲的成绩。2004年到2007年的四年间，香港GDP年均增长率显著提高到7.2%，好得再次"有悖常理"。
香港的增长率不应该和内地比，而应该和处于同样发展水平的国家比。到目前为止，除去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冲击的年份，香港经济的平均增长率是不错的，由于内地正在发生的经济转型导致香港逐渐被边缘化，香港经济增长率将缓慢降低，这是可以理解的，与香港发展程度相当的经济体大多能够接受更低的增长率。总之，香港应该或者接受，或者靠自己的头脑和能力改变命运，而不是继续依靠内地"有悖常理"的恩赐。
作者吴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经济学博士。重庆农村商业银行（03618.HK）独立董事。著有评论集《见证通胀：动荡世界中的中国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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