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荣
86年前，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意"，进行思想解放和学术繁荣，北大从此日新月异。蔡元配既聘请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陈独秀、胡适、鲁迅、钱玄同等来校任教，也延请了持复辟政见的辜鸿铭等旧派人物执教。一时间北京大学人才荟萃，声誉鹊起。
思想家、教育家蔡元培对中国教育文化的贡献，是中国近代史上无人可比的。正如杜威所说："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在蔡元培来北大之前，北京大学的教员多位资深官僚，学生则多是年轻和资历浅的官吏，讲授的内容包括忠君、忠儒等传统的封建文化和思想。1917年，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后，便按照西方国家近代的大学模式，对北京大学进行整顿和改革。
立原则蔡元培认为大学是研究高等学术之地，并非养成官僚之所。要发展学术，没有自由思想的环境是不行的，被禁锢的思想不会有创造。因此他对各种学说"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特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这一原则一立，学术空气大大活跃，至今八十多年过去了，这"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八个字几乎成了蔡元培和北京大学的代名词。一提"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人们便立即想到蔡元培和北京大学。
揽人才"人才为国之元气"。蔡元培认为人才是事业发展的根本。戊戌变法失败后，蔡既指出康梁之失在于缺乏人才，因此他即投身教育事业。而要办好教育培养人才，则首先要有好的教师。蔡元培聘请教师的标准是"积学而热心"之士，即学有专成又热爱教育事业的人为合格。他不问党、信仰，只问学问，于是各学派的大师大家相继到北大，李大钊、陈独秀、鲁讯、刘丰农等革新人物进入北大任教，刘师培、黄季刚等主张发扬国故的国学大师也登上北大讲坛：今文派的崔适与古文派的陈汉章，大唱反调，同时并讲，都有听众，学生在比较中得到较全面的知识。蔡元培不仅延揽众多学向大家教授学生，而且聘请高明的管理人才。傅斯年曾说蔡先生请蒋梦麟作总务长，助理校务为最佳搭档："梦麟先生学问不如蔡孑民，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
建体制孟子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制度、体系是事业发展的保证。蔡元培将中外大学管理体制进行比较后认为，要使学校按既定方针办下去，不受校长一人去留的牵涉，就要建立起以诸教授为中心的教授治校体制，于是设立校评议会及聘任、财务、审计、图书、仪器、学生生活指导等各种专业委员会的制度，其精神是由教授民主治理学校。校长是评议会当然主席，他聘任各非校长清公雅量，则此制度不克成立，非师生绝对信任校长，此制度不易推行。
养风气我国学者历来认为环境、风气对人才培养有着重要作用。在北大任教多年的林语堂深有感触地说："我深信凡真正的教育，都是风气作用。风气就是空气，空气好，使一班青年朝夕浸梁其中……学问都会的……因为学问这东西，属于无形，所求于朝夕的熏梁陶养……古人所谓春风化雨，乃得空气教育之真义……"蔡元培为改变旧北大的风气习惯，养成"人人见贤思齐，图自策励，以求不落人后"的良好风气，他亲自发起或支持组织了各种有益的学生社团，以使学生就兴趣所近，发展自己的爱好和特长，在各社团中互相磔砺，品学并进。一时间北京大学社团体立竞秀，刊物百花争辉。事实表明"讲学之空气成，人才必出。"
倡科研蔡元培认为办好大学仅教书不进行科学研究是不行的。他说："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毕业生之资格而已也；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且欲救中国于萎靡不振中，惟有力倡科学化。"因此，在蔡元培到任后十个月，北京大学即成立了文、理、法三科研究所共九个，开国内大学设科研机构之先河。供高年级学生、毕业生、青年助教在教授指导下进行专题研究，写出研究报告或论文。同时还组织群众性各科目的研究会，使学生人人有机会进行学术研究。
广交流蔡元培认为"世界学术德最尊，吾将术学于德。"于是1907年夏，声名颇著的中年学者蔡元培，到当时的世界科学中心德国进行研修。以后又赴日、德、法、英、比利时、意大利、瑞士、匈牙利、荷兰等国游学，了解了世界科学发展的状况与趋势。他先后拜会过科学巨匠居里夫人、爱因斯坦等，并邀请他们来华讲学。先后到北大来讲学的国际著名学者有德国的魏礼贤、法国的班乐为、美国的杜威等。这种高水准的交流对提高北大师生的学术水平与科研兴趣起到积极的作用。
蔡元培确立"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一学术发展的必由之路为办学原则之后，各学派大师云集北大：李大钊、陈独秀、鲁讯、胡适、徐悲鸿等，都是大家熟知的中国近现代各学科的大家。谚曰：名师出高徒。这高徒中便有冯友兰、范文澜、朱自清等。蔡元培确立的这一办学思路影响深远，使北大"学风丕振，声誉日拢"由于蔡先生培育的良好学术风气，北大人才辈出，学术成果累累，这其中有许多是本学科开创性、奠基性成果，如：徐宝璜的《新闻学》、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陈大齐的《心理学大纲》、陈的《二十史朔闰表》等。此外，陈大齐在北大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钟观光在北大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用现代科学分类标记的植物标本馆……由于北京大学在学术与人才培养方面的突出贡献，而名声远播，正如李大钊同志所说："只有学术上的发展，值得作大学的纪念。只有学术上的建树，值得'北京大学万万岁'的欢呼！"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成为各种学术思想在北大存在发展的良好土壤。因此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们在北大得以施展拳脚。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不仅对其后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北大学生组织的平民教育讲演团、平民夜校，除传播文化科学知识外，实际起到了组织发动作用，使北大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摇篮。
蔡元培改革北大学取得举世公认的辉煌效果，化腐朽为神奇。大致可以从中得到以下启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是符合学术发展规律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坐言起行，不尚空谈。二十世纪初，中国知识界关于东西文化、科学与玄学、中国走什么道路等问题，曾进行多次、多层面的激烈论战，并延续多年。作为"中国近代新文化运动的第一个组织者"的蔡元培，为国家振兴积极活动，并发表了大量演讲和文章，却没有参加这热烈的论战。他说："一改空谈之旧习，至于实际之探讨，庶国家前途有望焉"。蔡元培认为"世界学术德最尊，吾将求学于德"，于是游学德国；认为"康党所以失败，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于是投身教育；他推崇《中庸》"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中庸》），于是他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网罗众家"的办学原则；认为学生需要正当之消遣，于是他发起组成支持组织进德会、音乐会书法研究会、体育会，以挽奔竞及游荡之习；认为学生需养成自动精神和服务社会之习惯，于是助成学生银行、消费公社；认为学术研究需要交流之机关以提高兴趣，于是创办《北京大学月刊》并亲自撰写发刊词……自主性、原则性。不论来自校内校外的不合其办学理念的干扰，蔡元培决不迁就，宁可辞职也不妥协。为此他曾多次辞职，只是由于师生的坚决挽留，和社会舆论的支持，才继续就任。如为保校长之位不坚持办学原则，蔡元培也就不是那个蔡元培，北大也就不是这个北大了。
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蔡元培被称为"出于中国文化又能转而投向欧洲文化回头又能将欧洲近代文化的精神用于中国，终身没有丧失信念"，在传统文化碰上外来文化后"没有动尧退缩、逃避，转向"的一个"那么旧，又那么新"，"萃中西之长于一身"的人，"其德足以化之，其学足以当之，其才足以择之"的大家，所以他能立足于本国文化的坚实基础之上吸收融合外来文化而创新，使适合中国国情和中国人的习惯而易于接受，发挥积极作用。如他把西方自由、平等、友爱（或称博爱）的民主思想与中国先贤名训相沟通："所谓自由，非放恣自便之谓，乃谓正路既定，矢知弗渝，不为外界势力所征服"，就是孟子所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义；而"所谓平等，非均齐不相系属之谓，乃谓如分而与，易地皆然，以片西方便害大公"。也就是孔子所称"已所不欲，忽施于人"的"吮；至于"所谓友爱，义斯无歧，即孔子所谓'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的"仁"。他这样以本土文化为根，吸收消化外来优秀文化的作法，达到了极好的效果。所以蒋复璁先生说："蔡先生的伟大，其实也是我们历史、哲学的伟大……蔡先生的精神是我们历史、哲学的精神，也就是我们国家民族的精神。"
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伟大的蔡元培永远值得我们尊敬与学习。但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豪浚那个时代造就了伟大的蔡元培，我们的时代以吴文竣袁隆平、黄昆、王循…而自豪。《易》曰："凡益之道，与时偕行。"
或许北大人切盼在出一个蔡元培这样的校长，或许这一轮的人事改革没能打破累积多年的"官僚薄冰"，但这只表示改革将来还可深化，并不能否定改革方案的优点。新的人事制度看来确实能激发研究与教学人员的积极性，也能打开校门，招纳更多北大以外的人才。但就这些方面来说，北大的改革应当能取得一些成果，而且也可对中国其他院校起着带头先行的意义。
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加入世贸以及在其他政治、经济、外交领域上和国际的接轨，都促使北大需要迎头赶上国际一流大学，以便带头为国家栽培各个领域的人才。
《大地》 (2003年 第十一、十二期合刊)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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