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怎样才能由独裁转为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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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民主宪政

如何判断一部宪法具有欺骗作用？最基本的判断标准有两个：一是看这个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是否由人民选举产生。主要领导人包括议会议员和政府首脑，或者干脆简单地说，这个国家最有权力的人是否由人民选举产生。选举应当是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性的选举。毫无疑问，没有竞争就没有选举；选举就是竞争。其二，看这个国家的人民是否有言论自由，具体地说就看这个国家的人民是否能够自由地批评政府，能否通过选举或其他非暴力的途径推翻一个政府。如果一个国家经常通过政变改变政权，那么这个国家的宪法没有起作用，比如非洲的很多国家和穆沙拉夫控制的巴基斯坦；同样地，如果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是终身制的，甚至是世袭的（朝鲜、叙利亚），那么这个国家的宪法也没有起作用；如果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是由上一代最高领导人指定的，宪法也被架空了。此外，如果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的更迭是通过政治阴谋完成的，这个国家的宪法也没有发挥作用，比如，前苏联通过政治阴谋推翻了赫鲁晓夫的统治。宪法没有发挥作用，那么在宪法中许诺的人民主权等等漂亮的口号就是骗人的。这还有什么疑问？

有一个电视资料片，反映了一群猴子在孤岛上的生活：一个威风凛凛的老猴王在进行着有效的统治，他拥有若干猴妃，任意享用着他想要的一切，惩罚任何不规矩的猴子。毫无疑问，他的统治是专制的，但整个猴群倒也秩序井然。然而，老猴王年纪越来越大，体力也越来越弱。大雄猴感觉自己可以挑战老侯王并有希望成为新猴王。大雄猴开始冒犯老猴王，他竟敢当着老猴王的面与一个猴妃交配！这种事忍无可忍！老猴王要惩罚大雄猴，它们之间展开一场恶战。他们连翻带滚从山上打到了山下。这个过程中，所有的猴子好像没发生任何事情，玩耍嬉戏依旧。逐渐地，老猴王敌不住年轻力壮的大雄猴，败数已定。这时，山上所有的猴子一起下山攻打老猴王。不得已，老猴王只好下水。可是，猴子不能长时间游泳，老猴王几次想返回岸上，均被守在岸上的猴子们打回水下。老猴王无法上岸，最后溺死水中。片子的最后画面是一个感念旧情的猴妃将老猴王的遗体拖上岸边，默默地守候着，尽管尸体已经开始腐烂。

这一场面反映了人类政治的一些最基本的特征。首先，群居的人类社会和猴群一样需要稳定的秩序，而确立这一秩序的关键因素就是有一个"王"。在自然界争夺猴王的斗争中与传统人类社会的争夺王位一样，失败者几乎没有可能活下来。失败者想当一个普通老百姓已经不可能了，非死不可！

因此，在自由国家，宪法应当成为国王；而宪法要成为国王，分权是一个先决条件。

人们常常把新闻说成是"无冕之王"，是三权之外的第四权力。在尼克松的"水门事件"和克林顿的"性丑闻"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新闻的巨大影响。事实上，并不是新闻本身有多大力量，新闻发挥作用的原理是：新闻利用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将统治者行使权力的实际情况通报给了人民，从而调动人民这一巨大的社会力量制止了统治者滥用权力的行为。

在秦朝的"法治"下，皇帝是法律的来源，是在法律之上的。在这一体制下没有法律规范国家的最高权力——皇权。秦二世是在阴谋策划诛杀长子扶苏之后登基的，其即位并非依法进行，也没有一个机关可以裁断其继承的合法性。因此秦朝的"法治"与宪政是根本不同的。这一"法治"是"人治"之下的"法治"，根本上还是"人治"。历史已经证明，这样的"法治"还不如儒家的"人治"更好。

我们认为，罗马共和国坍塌的主要原因是各权力部门之间无法获得平衡，当一个军事统帅成为执政官以后，任何其他权力部门都难以对其形成有利的抗衡。尽管元老院以其高贵的品德和无畏的精神对走向独裁的执政官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抵制，然而，在血腥的屠杀面前任何无畏都是徒劳的。元老院被一次次屠杀，罗马共和国无可奈何地让位于罗马帝国。如果这样去看美国宪法，我们对美国宪法的命运是在不能看好。美国总统的权力太大了，他有几乎无所不在的行政管理权，更重要的，他是美国三军总司令，并掌控着令人恐惧全国警察系统，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如果美国总统执意走向专制，国会和法院如何能够阻挡？我们可以想象，美国总统只要派出一个连的兵力就完全可以完全摆平绕舌的国会和最高法院那九个不可一世的老朽。因此，要确保美国宪政制度能够长期有效地运转必须找到更坚实可靠的保证。

对于确保三权分立制度能够长期有效运行而言，新闻的作用是最值得一提的。新闻，人们常称其为三权之外的"第四权"，也称其为"无冕之王"，其法律依据就是言论出版自由。新闻告诉人民政府究竟干了些什么？这个人民不但包括普通的老百姓，同时也包括所有的政府官员，军人，警察……所有的人。这样，如果美国总统试图走向专制，或有任何违法行为，新闻就会动员所有的人民，协同国会和法院共同抵制其专制企图。军队和警察通常是专制统治者推行专制的最有力的工具，然而，新闻同样告诉了军队和警察，他们的总统要干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总统要命令军队攻打国会或法院，军队一定认为是总统发疯了，他们是绝对不会服从的。具体到美国，我们可以设想，当所有的人，包括军队和警察都知道克林顿在搞性丑闻的时候，这种情况下克林顿要利用军队或警察控制国会和法院，军队和警察一定会笑掉大牙。然而，如果没有新闻自由，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总统会告诉军队说，议会中出现了卖国贼，有少数敌人在议会中捣乱，在肆意破坏国家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如果没有新闻自由，军队只能听到总统的声音，他们必定会义愤填膺，大义凛然地消灭少数敌人，而实际上，这一切仅仅是因为总统搞性丑闻被人发现了！如果没有新闻自由，专制统治者所作的恶事绝不仅仅是搞一点性丑闻！他们事实上已经把整个国家据为己有！新闻发挥作用并不是新闻本身有多大的力量，实际上是新闻背后的人民在起作用。

首先，除了联邦层面的三权分立以外，美国还有纵向的联邦与各州之间的分权，这样，在联邦政府试图走向专制的时候，各州政府和人民也可能成为有利的抵制力量。

其次，美国有两大政党，在野党与执政党之间实际上也构成分权。对于执政党或其领袖走向专制的企图，在野党也能给予有利的抵制。1974年尼克松总统的水门事件和1998年克林顿总统的性丑闻事件，我们都看到了反对党在党派斗争中对总统任意妄为所起到的监控和制约作用。如果没有反对党，党内下属对其领袖无论如何不可能发挥那么有力的制约作用。

再次，代表无数多样利益的利益集团对任何人试图走向专制的努力都构成阻碍。

最后值得说明的是私有制。私有制的存在，尤其庞大民间资本的存在与政府财产权之间也构成了分权关系。实际上这一财产上的分权关系更具深刻意义。民间资本的存在有可能成为政府走向专制的经济上的有力的反对力量，同时，广泛私人财产的存在也可能成为新闻自由的经济基础。当然，新闻自由也意味着政府与人民之间在新闻权力方面的分权。

保证文官对军队的控制权，避免军事政变或军队介入政治纠纷而从根本上瓦解民主宪政体制。军事政变对民主宪政制度构成致命的威胁。经验表明，根治军事政变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确保文官对军队的控制权，使军队尽可能远离政治，即保证军队国家化。应尽可能地压低军人在政治体系中地位，防止他们因为政治野心膨胀而动用军队。美国宪法体制中确立的文官对军人的主导地位和社会主义国家坚持的"党指挥枪原则"具有异曲同工之效，都有效地避免了军事政变。

二，英国民主宪政的经验

1. 国王可能成为捍卫民主宪政的重要力量

2. 老朽政治家是国家的财富

3. 历史和自然形成的制度更可靠

4. 领袖的功勋越卓著,他们就越可怕

5. 立法与行政分权并不重要，司法独立才是最重要的

6. 是否有成文宪法并不重要

不成文宪法的典型国家是英国。英国没有专门的统一的宪法典，其宪法由四部分组成：一、带有宪法性质的各种历史文件即各种宪章；二、含有宪法内容的议会制定法；三、含有宪法内容的宪法判例；四、各种宪法惯例。

一般认为，英国的不成文宪法是几百年逐步发展的结果，其宪法制度是历史积淀的产物，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一方面，其国民有普遍深入的民主宪政意识；另一方面，他们的政治家对于民主宪政非常珍视，破坏传统的民主宪政制度违背了他们内心的政治道德。当然，靠政治家自觉来维护民主宪政是不够的，强制是必不可少的。假使当年丘吉尔以各种堂皇的理由赖在首相职位上不走，我们可以想象，以艾德礼为首的工党肯定要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对走向专制的丘吉尔进行抵制和抗议；即便丘吉尔所在的保守党也不会支持自己的领袖破坏民主制度走向专制；国王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由于首相走向专制势必危害国王的地位，国王在这种情况下也将成为领导人民抵抗专制的一个力量。军队常常是专制主义最得力的工具。虽然通常首相有权领导军队，但在英国言论、新闻自由的情况下，国家化了的军队不可能成为推行专制的工具。这样一来，如果丘吉尔试图走向专制就有陷入孤立，人人谴责的可能，这就玷污了其终身奋斗所取得的荣誉和历史地位。有理智的政治家是不敢做这种尝试的。

三，美国民主宪政的经验

1. 能否实现民主宪政，领袖意愿至关重要

这是美国民主最为关键的一幕：

一个由三位高级军官组成的军事委员会将把这份呼吁书送到费城，他们将留在那里等个水落石出。如果正义得不到伸张，部队将考虑更为决定性的行动。

由于各州对大陆会议的要求始终装聋作哑，一切便都指望那个允许大陆会议自己征税的修正案的命运了。三人军事委员会刚到首都，罗德岛和弗吉尼亚两张反对票就使那个修正案告吹。委员会愤怒地警告大陆会议说，军人们"濒临将明智的人逼成疯子的境地"。但行将解体的大陆会议仍一筹莫展。

世界历史上，几乎所有的革命运动，无论开始时多么理想主义化，都以暴政统治告终。美国革命现在也面临着重大政治危机了。

华盛顿在革命中的作用从来就不仅局限于军事范围。大陆会议成员们把他选为总司令后，就以支持他作为支持他们的事业的标志。而且，他们确实极需他的帮助。作为具有行政作用的立法机关，大陆会议曾企图以议员们组成委员会来管理军队，指挥战争。于是各种委员会纷纷出笼，乃至议员们竟无暇应付。这个办法成了个大累赘。由于这些委员会往往起不了任何作用，为了养活他那支军队，华盛顿一直不得不超越纯粹军事领导的权限自行其是。好几次当英国人打了胜仗时，大陆会议便吓得正式让这位总司令连民事一块揽起来全权代办。虽然他竭力摆脱而不是追求这些权力的扩充，而且尽可能地少使用手中的权力，华盛顿仍然既是军队的总司令，又是当时合众国的首要行政长官。

人们都看出来这一点，很多有影响力的爱国者都认为，紧急关头时把华盛顿搞成个大权独揽的一人政府倒也是个靠得住的法宝。如前所述，弗吉尼亚的政治首脑们曾请求他接管该州政府。1782年5月，他收到上校刘易斯．尼古拉的一封信，劝他义不容辞地担负起合众国国王的重任。

在尼科拉看来，这个建议入情入理。当时世界上所有的大国都由国王统治，而且纵观历史，王权统治几乎也是唯一公认的统治形式。但华盛顿回信说："在整个战争进程中，没有比部队中有你讲的这种思想使我更痛苦的事情了……我憎恨并强烈谴责这种会毁灭我的祖国的极为有害的"观点。

各州不会心甘情愿建立一个强大到能向全国债权人和在华盛顿领导下作战多年的军人偿还债务的中央政府。而在这一点为人知晓前，华盛顿就已选定了他的立场。

四，法国民主宪政的经验

1. 革命并不能实现民主宪政

1799年 l1月9日(雾月18日)，拿破仑·波拿巴在资产阶级支持下发动政变，推翻督政府，任第一执政并建立军事独裁制。1804年，他又加冕，当上了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皇帝。

拿破仑掌权后，坚决拒绝流亡国外的路易十八复辟波旁王朝的要求，果断地镇压国内反革命，用半年时间彻底平息了60个省的叛乱，粉碎了封建君主复辟的阴谋，有力地促进了国内的安定。

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实行总统制。根据1848年宪法规定，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为民主的共和国；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原则； 以家庭、劳动、财产和公共秩序为基础；设置总统和副总统；总统由普选产生，任期4年；副总统由议会任命；总统为国家元首和行政首脑，有权谈判和签定条约，向议会提交法案，保证法律和法令的实施；总统统帅军队，保证国家的安全，总统拥有大赦权和赦免权；总统任命内阁成员、主持内阁会议、领导政府工作；总统还有权任命外交使节、军队司令、省长以及其它高级文武官员；议会实行一院制，议员由普选产生，任期3年；立法议会不受监督，不得解散，拥有立法权、宣战权、媾和权以及批准条约的权力；立法议会任命参政院，该院则为政府法案提供咨询，草拟行政法规。

1848年12月，拿破仑一世的侄子路易·波拿巴利用农民对拿破仑一世的怀念登上总统宝座。一旦当选，路易·波拿巴立即集中和扩大总统的职权，取消普选制和限制人民的民主和自由。1851年12月，他进一步露出狰狞的面目，调动军队发动政变，解散国民议会，逮捕所有反对派议员，镇压左翼共和派的反抗运动。1852年1月，路易·波拿巴公布一个新宪法，把政变合法化。同年 l1月，他强迫人民投票赞同恢复帝制，并获通过。法兰西第二帝国从此诞生。

2. 实现宪政,妥协比革命更重要

3. 过分强调人民主权可能是有害的

4. 多党内阁制遗害无穷

五，德国民主宪政的经验

1. 人民有时是糊涂的

2. 专制政府远比黑社会更可怕

3. 规范的政党制度至关重要

4. 必须取缔反体制政党

六，日本民主宪政的经验

1. 丧失主权也可能是好事

美国对日本宪法影响

日本宪政革命开始于1945年9月，起初是在与日本政府冲突的状态下进行的：盟军取消了关于议论天皇的限制，并从总体上扩充了个人权利的内容。

2. 移植别国宪政制度是可行的

3. 有一个历史悠久的君主也是人民的幸事

4. 纷繁的多党制度是国家的不幸

5. 没有强大的军队并非那么可怕

七，印度民主宪政的经验

1. 争取民主宪政应采用非暴力手段

2. 复杂的国家构成不适于采用多党内阁制

八，南非民主宪政的经验

1. 非暴力手段是不够的，有限暴力是必要的

1960年反对种族主义政策的斗争再度掀起高潮。3月21日，大批黑人响应泛非主义者大会的号召，开始了抵制《通行证法》的运动。 白人当局在黑人城镇沙佩维尔制造惨案，打死67人，打伤186人。当局的暴行激起了更大的反抗，反通行证运动形成全国性的高潮。后来，联合国把3月21日定为"消除种族歧视国际日"，声援南非人民反对种族主义的正义斗争。

南非当局采取高压手段对付黑人的反抗。3月30日，南非政府宣布在全国实行《紧急状态法》，将约2000余名黑人领袖和骨干关进监狱。4月8日，当局宣布非国大和泛非大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

在非暴力抵抗遭到镇压、黑人组织被取缔之后，非国大和泛非大转入地下以另外的方式进行斗争。这两个黑人组织分别建立了驻外机构．寻求国际支持，并作出了进行武装斗争，以暴力反抗种族主义统治的决定。非国大于1961年建立"民族之矛"军事组织，泛非大则建立了"波戈"，以游击战的形式对南非的重要军事目标和设施等进行袭击和破坏。从1961年到1963年，他们共发动了200余次武装行动，引起了白人当局的恐慌。南非当局加紧镇压行动，曼德拉、西苏鲁等人相继被捕入狱。武装斗争在1963年以后转入低潮。

在这一时期，黑人解放组织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非国大已经拥有8000多人的武装力量，装备有一批轻型武器。他们经常发动一些小规模的袭击和破坏，给南非当局以打击和牵制，鼓舞和激励着黑人斗争的士气。1980年津巴布韦黑人力量战胜史密斯白人政权赢得大选并获独立，这更坚定了南非黑人反对种族主义统治，争取实现种族平等的信心。1983年，在斗争中形成两个全国性的统一阵线："联合民主阵线"和"全国论坛"。这两个组织极大地提高了黑人和其他被压迫人民的组织程度，鼓舞了他们的斗志。

2. 二十一世纪仍然需要圣人

3. 没有民主宪政制度无法调和的矛盾

九，柬埔寨民主宪政的经验

1. 国际社会应当帮助某些国家实现民主宪政

2. 政党应当与军队相分离

3. 国王在新世纪仍有存在的价值

十，韩国民主宪政的经验

1. 民主宪政需要人民坚持不懈的努力

2. 东亚文化与民主宪政可以并行不悖

最初由制宪国会于1948年7月12日通过，并于同年7月17日颁布施行。自此以后的四十年间,韩国宪法伴随着政治变化而频繁修改，共达九次之多，分别是在1952年和1954年第一共和国期间、1960年6月和 11月、1962中、1969年和1972年第三共和国期间、1980年第四共和国期间以及1987年第五共和国期间，进行过修改。这就是说，在39年间，韩国宪法平均每四年就有一次修改。历次的修改主要集中在政府的体制、总统选举的办法以及总统的权力和任期上。

因此，在维新宪法下，国家权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集中于总统一人手中。

1979中10月26日，朴正熙被其亲信、中央情报部部长金载圭枪杀身亡。12月6日，崔圭夏继任总统，崔是文官出身的官僚，出任总统属于过渡性质，并不掌握实权。12月12日，当时的陆军保安司令全斗焕发动军事政变，将陆军参谋长、军事管制司令官郑升和等40余名高级军官逮捕，夺取了韩国的统治权力。1980年5月17日 。全斗焕宣布"第10号非常戒严令"，封闭了国会和所有政党，禁止一切"室内外的集会、游行"和政治活动。8月27日，又操纵统一主体国民会议把他选为韩国第11任总统(8月16日崔圭夏已被迫辞去总统职务)。

第六共和国宪法的意义特别重大，因为它是第一个在执政党和反对党达成协议的基础上修改的宪法。其中最引入注目的变化是实行总统直接选举的办法，总统任期五年，不能连任；取消总统宣布紧急状态和解散国会的权力。宪法还规定了基本的人权，恢复每届任期四年的国会审查政府机构的权力，并建立一个较为独立的司法系统。

十一，俄罗斯民主宪政的经验

1. 保护政敌就是保护政治领袖自己

2. 宪法法院不能过分介入政治纷争

十二，印度尼西亚民主宪政的经验

1. 实现民主宪政制度的代价越来越小

2. 原有专制体制可以作为民主宪政制度的过渡框架

十三，阿富汗民主宪政经验

1. 人民选择政治制度的能力是有限的

2. 专制政府胡作非为，国际社会必须尽早铲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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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丁言：北京出租车公司实际上是“权力”出租公司

北京出租车公司是体制外生长出的、权力与市场媾和的怪胎，是政府通过市场出租"权力"的大卖场。 改革开放后，北京出租车产业是在体制外生长起来的、兼有经营性与公共服务性的产业， 90年代初，政府大规模发展出租车的原则是"让老百姓打得起"。为了规范市场，服务群众，政府加强对出租车行业的管理，把原来以个体为主体的经济方式转变为国营和集体的经济方式，从此，出租车公司戴上了"红帽子"。政府在规范和管理出租车市场的过程中，由于追求"内在效应"的原始动力萌动，其管理手段渐渐远离"让老百姓打得起"的公共服务原则，与"红帽子"集团媾和在一起，使本已稀少的资源因权力许可，就变得更加稀缺。"出租车公司从政府获得经营权，并由公司直接出资购买车辆、雇佣司机。在这种模式下，地方政府通过经营权拍卖，多的每车可获数十万元收入，而出租车公司获得一张政府授权的牌照，就可以获得稳定且不菲的垄断回报。"[2] （《市场报》 2006-04-21 ) 对资源的垄断和使用权的行政许可是政府不知不觉地堕落为依仗权力违宪设租，依托资源非法寻租，假借市场垄断服务，利用社会需求谋取暴利。在这种垄断式、强制性、排他性"权力"大卖场中，一切奇怪的事情都可以发生。

管理当局是出租车公司垄断市场、自我膨胀的"权托"。北京市运输管理局委托出台的《关于北京市出租车租价体系6家汇总评审报告》指出，某出租车公司党委成员的月工资为21544元，另一公司2003年的"工作餐费"达440多万元。如此表述，表明在政府管理当局领导下，出租车公司的经济成就如日中天，那么，党委成员的高额工资和巨额工作餐费是靠什么支撑的呢？美国塞拉尼斯公司中国区总裁程嘉树"通过的哥提供的数据，以一辆伊兰特为例，假定出租汽车公司完全通过银行借贷来融资，其他条件也按上表运作，那么，9万元投资一辆新车，8年之间（新车报废年限）会产生13.1万元的净现值，而其内部报酬率为49%。"巨额的垄断回报真是可喜可贺，但是，程嘉树认为，"出租车行业在北京实际上是一个产生暴利的行业，原因并不是因为出租车企业的管理者经营有道，也不是政府有关部门监管不力，更不是的哥们物美价廉，而是市场结构设计造成出租汽车经营者的暴利和不作为。"[3]（ 重庆晚报《北京出租车公司暴利49%-》2006年01月10日）如此高的垄断利润，堪称世界出租车行业效益之最，党政要员为什么不能尽情享用呢？

但是，北京市运输管理局在要求涨"的价"时却向北京市民算了一笔账，目前北京出租行业主力车型(租价1.60元／公里车)每车每月的承包费为5212.28元，单车成本为4530.43元，税后利润为456.84元，税后利润率为8.76%。企业因油价上涨向驾驶员增发燃油补助以及车辆更新、折旧年限调整等原因，2005年的税后利润率为3.61%，2006年预计是1.68%。照此计算，出租车公司只有增加份钱，才能有所积累，才能维持党委成员的巨额工资和就餐补贴，公司才能谈得上发展。出租车公司用如此微薄的利润，养肥了党委成员，养活了近十万"的哥"，满足了十万个家庭就业期求也十分不易。但是， "据统计，北京出租车司机平均每天工作14个小时，每月实际收入1000元至2000元，低于全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有调查显示，出租车司机最大一笔支出是交给公司的车份钱，2000元至5000元不等(自己买车的除外)。司机不得不牺牲节假日、每天工作14个小时来增加收入。"[4]（《燕赵都市报》2005年9月9日《车份钱逼的哥成"拼命三郎"》）同是公司的员工，却是绝然不同的境遇，公司党委成员在获得如此高的职务回报，不知头脑里是否还记得自己身上所担负的责任。为了从根本上缩短出租车司机"包身工"一样的工作时间，改变其"奴隶"般的工作环境，彻底提到其社会福利和工资待遇，管理当局认为必须提高"的价"，让广大市民分摊和享受发展所带来的成果。但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管理当局还是坚决"杜绝"了出租车公司增加"份钱"的要求。

出租车公司具有独特的权力运作和市场运营模式。出租车行业就在政府的包养下，在体制外超常规的自我繁殖、自我膨胀，逐步演变成为一个只会吸百姓的血，喝政府奶的怪胎，它除了没有学会市场服务能力和始终没有忘记带政府的奶嘴以外，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如，依靠银行资金起家、依靠权力生存、靠行业垄断获得利润、靠白吃份钱发展、靠提价补充养分等。这些稀有的运作方式，使出租公司明白了一个道理：自己不过是政府通过权力垄断资源，通过垄断强制社会接受服务，通过公司运作实现盈利的"托"。久而久之，出租车公司谙熟权力与市场媾和的潜规则，一方面利用政府权力垄断市场获得暴利，例如，利用政府的信誉取得银行的支持，利用政府的法令，取得"份钱"、"照钱"、"牌钱"、涨"的价"，俨然把政府作为自己实现"暴富""权托"。政府也一再表示 "北京市的出租车是为工薪阶层和全体市民服务的。"[5]（ 2006 4 15财经时报）谁可曾想到，政府为民服务的口号，只不过是把民众的舆论当作"民托"，政府利用民众舆论恐吓出租车公司，使之规规矩矩的依附于政府；

另一方面，利用广大百姓的呼声叫板政府，迫使政府不断为之出台优惠政策，获得各种补贴。当北京市运输管理局再次提出涨价申请时，作为管理出租车行业的政府职能部门的北京市运输管理局副局长姚阔告诉大家："出租车份钱不能降低，" [6]（人民网北京市运输管理局副局长：出租车份钱不能降低2006年04月20日）究其原因时，北京市运管局出租车管理处处长梁建伟曾公开宣称："北京市的出租车并不是为工薪阶层和全体市民服务的。"[7] （ 2006 4 15财经时报）政府管理当局的表态实际上就是明白无误地告诉一千万北京市民：我是山大王，"财"路是我开，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钱，奈何？

面对黑车猖獗，政府将竭尽全力，为维护利益集团的利益保驾护航。在这样的市场结构安排下，出租汽车公司基本不承担市场风险，就连最基础的加油费、维修费、及部分融资也由司机负担，所以，出租车公司不必担心价格波动影响收益，不存在收益信用风险，不必要担心经营成本，加上资金由银行提供，做一些空手套白狼工作，如此的无为而治，就可获取超常规的利润，必然出现劣币驱逐良币，黑车驱赶良车的市场结局。91%"的哥"反对"份钱"，惧怕黑车，有的梦想有一天加入黑车行列。央视记者现场报道："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北京市昌平区龙泽地铁站 ，在这里我们看到一面是排列有序的正规的出租车， 在这里等候客人。另外一边我们也看到， 是一些没有营运资格的车辆 ，在这里蜂拥到地铁的门口揽活。据了解 ，这种状况在这里已经持续了多年，而值得关注的是这一现象始终没有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 一位出租车司机告诉记者："他们黑车司机的数量是我们的好几倍 成天都在地铁门口等着 好活都被他们抢走了 我们只能捡漏的了。"[7] （人民网4月23日讯）这些从事非法运营的"黑车"逐渐已经形成了固定的经营地点，开始与正规出租车争抢生意，黑车由地下公开叫板管理当局的胆量从何而来？经济学上有个格雷欣法则：如果市场上有两种货币——良币和劣币，只要二者所起的流通作用等同，因为劣币成本低，人们在使用中往往会选择劣币，储存良币，久而久之良币就会退出市场，这就是劣币驱逐良币原理。这个原理告诉我们，当黑车与良车同时运营，黑车成本低于良车，数量超过良车，良车就只能退出市场。那么，为什么不打破政府垄断经济的局面呢？ 北京市运管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姚阔最近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北京市"根本没有更多的份额允许个体出租车进入行业运营"[8]（2006年04月25日 04:17 中国青年报）

北京出租车的经营模式，是政府管理部门被利益集团俘获后，利用权力为利益集团鸣锣开道；利用法律漏洞，依法欺行霸市；利用权力垄断市场，对民众实行霸王式的社会服务；利用公司化的经营手段获取行政垄断利润。所以，面对百姓叫贵政府心里有点愧，面对的哥叫累政府心里有点畏，面对出租车公司叫薄利政府心里从甜到悔，面对黑车公开叫板政府心里叫"罪"，面对民意相背政府心里实在不是滋味。

丁言，曾任《市场经济导报》副总编，《文明与宣传》杂志副总编。

Email:dingyan2020@163.com

-完-

卖淫不能合法化的真正原因

文章提交者：feighter  凯迪网络

做这篇文章，起源于我与一位叫奥列格的网友在讨论有关美国禁酒令问题。当时我提出一个看法，即"在美国呼吁禁酒的人，很多都是从禁酒中获得收益的人，甚至很多都是直接卖禁酒的人。"奥列格提出异议，说与现实差距太大：

"举个类比，就好像说，中国现在有很多地下经营赌博、色情业的，但如果说这些人是国家禁止赌博、禁止色情业的主要支持者，就有些太远了。"

这倒突然提醒了我，我马上回应道：

"这样的情形真是太多了。你可以看看中国的现状，赌博，色情业，凡是能赚钱的，都是和政府的腐败官员有联系。那些腐败官员不是天天讲禁赌，扫黄的吗？而且有时还要扫荡式的整顿，清理，你看他们是多么的要求道德净化呀。这样的例子还少吗，随便翻翻报纸就有几十例！"

那么，最先开始，就从直接看得见的收益谈起，即握有权力的人在打击卖淫活动中所获得的收益。

色情业在东南亚一带比较普遍，甚至于有的成了本地的经济支柱，并带动了许多相关产业的发展，被称为"无烟囱工业""环保工业"等等。政府在其中抽税，收入颇丰，当然这是合法化的情形。在不合法的情况下，政府打击色情业，获得的是"罚款"，属于预算外收入，这是其中之一。

预算外收入有个特点，就是游离在监督之外。在一般情况下，这笔钱都是通过公关机关与当地财政"分成"的方式来处理，当然有的地方会来一个什么掩人耳目的"收支两条线"之类的把戏。这部份钱大部份作为公关人员的福利，也有小部份做为办案经费。虽然我对公安腹诽的时候非常多，但也不得不承认，大部份县，乡两级上的公安，除了工资由财政划拔，其余经费则由其自筹自支。卖淫嫖娼罚款很重的，在本地行情平均五千/人，这是有法可依的，即〈行政治安管理条例〉。本县公安局新建办公大楼建成时，曾有人戏言："小姐出钱，警察享受。"更有仿马克思语道："当公安新大楼来到人世间，每块砖头上都挂着罚款单和其它肮脏的东西。"

能摆得上台面上，除了出据正式罚款收据的罚款，还有就是行政事业收费性质的"管理费"。这方面种类繁多，有的是名令废止的，有的是巧立名目，几乎都无正式收费许可证，从团体（即色情业老板），到个人（即小姐）都有涉及，各地区相差很大。曾经有一个乡派出所的联防队员跟我说过："一个小姐一年对国家做的贡献抵得上几十头大肥猪。"本地生猪税一般在40至60之间滑动，屠宰税每头只有4元，其他就是什么检疫，防疫等等各种杂项，每年略有不同。按50元，40头计，每个小姐一年光给公安所缴纳的管理费用就高达2000元。这还只是西部一个乡镇的水平。

至于其他部门的，比如说，工商部门的工商管理费，卫生部门要健康证，劳动部门要上岗证，如果是按摩一类的，还要技术等级资格证，文化部门要娱乐事业经营许可证等等。中国的多头管理实在是让人防不胜防。最有趣的要属"文化部门"了。本来文化部门本是一个"清水衙门"，应该是很"清高"的，没有想到居然插手最为肮脏的色情事业，真是斯文扫地，但凭借"笑贫不笑娼"的传统，文化部门很快借此"牛逼"了起来。

当然，如果卖淫合法，这些费用也少不了，但毕竟有度，不能乱收。但是由于卖淫不合法，所以如果这些费用大大超出了所规定的收费标准，被害人也不敢怎么吭气的。因为所从事的是"非法"，那么管理部门就享有"合法伤害权"，一家搞不定，就搞"联合执法"。

然后再来分析一下摆不上台面的。卖淫嫖娼被抓者，一般都顾及面子，希望息事宁人，所以拿到打的白条，甚至白条也不打也不能吭气。不怕丢面子的人，就用劳动教养来威胁。私分罚款的事情是很普遍的，大家都心照不宣，上面也睁只眼闭之眼——只要能完成罚款任务就可以了，其余的都当是提高大家工作积极性的经济刺激了。

主动出击找收入的情形，主要是工作在第一线的人员。那么处在庭院深深的高层人员，则就坐收渔利了。这就是"收受贿赂"。这个很好理解。前段时间关天则有个帖子说，某个夜总会甚至敢打警察，就是因为后面硬。这个硬后台，无一例外是用钱浇筑出来的。如果卖淫合法，我不也说就没有人贿赂，但是至少，会比非法之时，要少得多了。

那么，很明显，这样就造成两个市场进入的壁垒，一个是成本壁垒，即要花钱应付各种各样开支，摆平管理者，第二，就是行政壁垒，即卖淫非法。接下来就很好理解了，花了代价的色情从业人员，是坚决反对卖淫合法化的。而收了保护费的管理者，也必须尽到自已的义务，打击其它从业者。

实际上，色情市场在这种环境下达到的理想状态是垄断或者是合谋寡头，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才能达到利润的最大化。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达到垄断或者寡头只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成本壁垒，即需要进行巨额投资的行业，第二种是技术壁垒（或者称作是专利壁垒），而色情行业两者皆不具备，唯有在不合法的情况下，才可以形成垄断或者是寡头。

剩下的就好理解了，即然管理者能从卖淫非法化中获得巨额收益，而且他们又掌握着实际权力，那么，卖淫合法化自然是不能够得逞的。这才是卖淫现在不能合法化的真正的原因。当然，如果从社会效益的角度来考虑，巨额的收益只是实施道德净化的客观事实，但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事实，即，在卖淫非法化的同时，并没有带来相关的道德风气的改善，反倒越演越烈。如果说，卖淫合法化带来的是生活家庭道德上的败坏，那么卖淫非法化同时还来了党风，政风，警风，民风等社会风气全方位的堕落。

卖淫非法化除了权力阻隔之外，还是有一部份群众基础的，当然要把那些不为名不为利纯粹要求道德净化的人剔除出去，因为跟这些人扯不清楚。我要说的，是从卖淫非法化中得到额外收益的非管理者。第一个，就来说说从事色情业的老板级人物。他们表面上受害人，比如交纳各种各样的钱钞，但实际上潜在的受益人。有句话说得好："所有的违法生意者是赚钱生意"。从经济学角度上讲，黑市价格永远高于市场竞争的价格，这即是收益预期上的确定。也就是说，黑市是没有风险的，风险只来源于非市场因素。市场的风险难以捉摸，但非市场风险却可以搞定的，比如说请客送礼拉关系等等。那么，作为一名有志于从事色情行业的仁人志士，是希望在市场竞争中进行激烈博杀合算呢，还是希望去搞定几个关键人物就可以稳当赚钱合算呢？我在这里举一个例子。本县以前是棉花生产的大县，有好几个棉纺厂。本县以前从事非法棉花贩运的人，无一例外都赚了大钱。但是一到棉花市场放开，本县贩运棉花的人几乎绝迹了，棉花生产也绝迹了。

因此，色情行业在非法化的情况下，纯粹官与商之间的利益博奕，在这个过程当中，官在博奕中处于有利位置，因为其掌控有合法伤害权。但是对商而言，这种不平等的地位因为有黑社会的出现而得到改善。色情业与黑社会的勾结源渊流长，无一例外都是在寻求与官方博奕所需要的对等伤害权。如果色情业最终走向合法化，那么黑社会在色情业中的作用，就会打一个大大的折扣，同时，由于色情业垄断终结，黑社会能从中获得的收益也会得到减少。考虑到黑社会为许多家境贫寒的青少年提供了不少就业机会，所以，黑社会是卖淫非法化的第二个群众基础。

前面已经说了，在卖淫非法化的情况下，色情业能达到的最佳理想状态是垄断或者是合谋寡头以谋取利润的最大化，那么从事色情行业的具体个人——为了行文方便，姑且称之为妓女——也是能够获得比在卖淫合法化下更大的收益。这个是很好理解的，因为无一例外，垄断企业的员工都是高福利高工资的。在这个色情市场上，可以粗略的为高端与低端。管理者的作用是打击低端而保护高端，造成的结果就是，低端竭力向高端靠拢或者是被淘汰出局，而高端的则水涨船高。用术语来说是，从必需品的生产转向奢侈品生产的结构调整。这是在经济上的"反动"——因为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单靠奢侈品的生产是根本无法将蛋糕做大的，边际成本实在是太高。于是乎，在这种情况下，吸引了众多高素质（不知道怎么用词，姑且用素质吧，指那些有高学历又长得挺美的女人）加入到妓女的行列里来。因此，她们是卖淫非法化的第三批群众基础。

在中国，有句话叫做"笑贫不笑娼"，就很好的道出了中国普通老百姓对于妓女的一种酸溜溜的态度。妓女在中国受到批判，并非完全是道德上的原因，更多的原因是因为妓女是作为一种奢侈品而存在，而并非做为社会底层的受难者而存在。妓女在经济上的高人一等，才是中国民众对妓女更深恶痛绝的原因所在——这即是卖淫非法化之功效。在中国封建社会，官吏们的合法伤害权比现在更大，于是才造就了如李师师，柳如是这样的才貌俱佳的大奢侈品出来。就像库尔尼科娃所说的那样："我就像价格昂贵的法国菜单，对大多数人而言，只能看看罢了。"

-完-

波音与中国大事记

出处： http://mil.news.sina.com.cn/2007-06-22/1522450977.html

1916年

波音创始人威廉·波音聘用生于北京的工程师王助，设计新型水上飞机。

1930年

波音通过设在上海的子公司开始向中国销售飞机。

1935年

波音派飞行员朱利斯·巴尔到中国演示波音100型飞机。

尼莫·庞塞蒂成为第一个派到中国的波音客户服务代表。他到达中国后，开箱组装了波音281型飞机，并培训飞行员和机械师。

1972年

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进行为期8天的被称为"和平之旅"的中国之行。同年，中国订购了10架波音707。

1973年

中国接收了首架波音飞机，即中国订购的10架波音707中的第一架。

1978年

中国订购了3架波音747，以扩大其国际航线网络。

1979年

邓小平副总理访问西雅图，并参观了波音的伦顿和埃弗雷特总装厂。

上海飞机工业公司开始生产MD-80主起落架舱门。

1980年

首架波音747交付中国。

波音在北京成立办事处，配备了一名驻场服务代表。

波音选择西安飞机工业公司加入其供货商行列。

1981年

西安飞机工业公司与波音签订合同，为波音747制造机加零件。

1982年

西安飞机工业公司与波音签订合同，为波音737传统型生产前检查舱门。

1983年

1983年-首架波音737交付中国。

首批两架MD-82飞机从美国长滩交付中国。

1985年

首架波音767交付中国。

波音与天津的中国民航学院共同开展维修技术培训项目，培养具有机体和发动机维修资格的学生。

波音与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签订一项合作生产MD-80项目的许可证协议。

1987年

首架波音757交付中国。

波音协助筹建北京首都机场零备件中心。

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与波音签订合同，提供机加零件和波音757货舱门。

美国联邦航空局向上海飞机工业公司颁发生产许可证。

首架在上海组装的MD-82进行了首飞。

1988年

西安飞机工业公司赢得为波音737传统型飞机生产垂直尾翼的合同。

1989年

西安飞机工业公司获得为波音737传统型飞机生产水平尾翼的合同。

1990年

中国签订了波音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民机订单：36架确认订购和36架意向订购，总价值为90亿美元。

1991年

首架MD-11交付中国。

西安飞机工业公司获得为波音747生产后缘翼肋的合同

1992年

中国接收了她的第100架波音飞机。

1993年

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赴美国西雅图参加亚太经合会议期间，访问了波音埃弗雷特工厂，并参观了一名波音员工的家。江主席会见了当时的波音董事长弗兰克·施龙智，并要求波音帮助中国加强飞行培训和航空安全。

1994年

麦道公司和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总公司签订了MD-90干线飞机协议。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和波音开始正式举行年度会议，以指导今后相互合作的进程。

中国接收了她的第200架波音飞机。

1995年

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成为中国首家运营波音777的航空公司。

波音签订了在中国生产新一代737部件的合同：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生产尾段；上海飞机工业公司生产水平尾翼；西安飞机工业公司生产垂直尾翼。

波音向中国民航飞行学院(四川广汉)捐赠了两架波音737飞行模拟机，并开始为中国培训飞行教员。

1996年

始于1993年的波音-中国民用航空总局联合空中交通服务项目进入新的合作阶段，重点在空中交通管理、雷达管制及英文专业术语方面的培训。

首架MD-90飞机从美国长滩交付中国。

在波音与中国携手合作迈向第25个年头之际，波音在北京召开董事会。

1997年

中国订购了50架波音飞机，总价值30亿美元。订购的机型包括波音777-200、757-200、737-300、737-700/800和747-400。

麦道与波音合并。

波音宣布投资1100万美元在厦门成立合资企业太古飞机工程有限公司。

1998年

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中国。在他访问期间，中国将20架意向飞机订单改为确认订单，并签订了意向订购10架波音新一代737的协议。

波音通过中国红十字会和中国民政局向中国水灾难民捐赠了10万美元。波音将价值130万美元的医疗物资装在由波音交付给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波音747上，从美国运抵北京。

波音、赫氏和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宣布成立合资公司--波海航空复合材料部件有限公司，在中国制造民机机舱内饰和辅助结构复合材料零部件。

中国接收其第300架波音飞机。

1999年

波音与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在联合空中交通服务项目上的合作开始迈入第三阶段；这个合作项目始于1993年。

在中国制造的首架MD-90完成。

截至1999年中，世界范围有3100架波音现役飞机装备有在中国生产的重要部件和组件。

波音中国总部扩大并迁往新址，再一次表明了波音在中国长期发展的承诺。

2000年

波音继续向中国航空公司提供服务与支持，波音已为中国民航培训了超过11000名专业人员，其中有一半是飞行、维修和机务人员。

第二架MD-90干线项目飞机完成总装生产。

作为美国商界领袖，波音在美国国会和政府所作的长期努力，为美中正常贸易关系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铺平了道路。

2001年

波音推出中文网站www.boeingchina.com。

波音向中国南方航空公司交付了首架波音737-600飞机，使其成为该型飞机在中国国内的首家用户。

波音进一步拓展亚太地区业务，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了新的办事处。

中国航空材料进出口总公司订购了30架波音737。

截至2001年，波音已为中国民航培训了15000多名专业人员，其中有一半是飞行、维修和机务人员。

2002年

2002年是波音与中国航空业携手合作的第30年。

海南航空公司接收其首架安装有翼梢小翼的波音737-800飞机，使其成为中国乃至亚洲地区首家运营该型飞机的用户。

上海飞机制造厂向波音公司交付了第200架份波音737水平尾翼。

中国东方航空公司接收其首架直接订购的波音737-700飞机。

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接收其首架波音737-800飞机。

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接收其订购的两架波音747货机中的首架，成为中国国内首家运营该型飞机的用户。

波音、中国民航总局和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共同召开第11届"联合顾问委员会"。

波海航空复合材料部件有限公司正式开业。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使用波音747-400飞机执飞北京-纽约北极航线。

2003年

上海飞机制造厂和西安飞机公司分别向波音交付了第300架份水平尾翼和垂直尾翼。

波音中文网站全面改版升级，网站内容从民用飞机业务延伸至航空航天业的各个领域。

波音中国公司为中国民用航空学院提供MyBoeingFleet航空专业网站准入，使其成为世界上首家获得MyBoeingFleet网站准入的大学。

上海航空股份公司订购5架波音757-200飞机。

波音宣布将在未来4年内向陕西金钥匙工程捐款10万美元，用于支持中国西部视障儿童一体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中国航空器材进出口总公司完成订购30架波音新一代737飞机的协议。按平均目录价格计算，订单价值约为17亿美元。

2004年

西安飞机公司向波音交付了第1000架份737垂直尾翼。

波音公司与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和中国航空工业第二集团公司签署了谅解备忘录。根据谅解备忘录，中航一集团和中航二集团将为波音飞机提供零件和组件，包括波音787梦想飞机的方向舵。

中国国际货运航空公司宣布订购两架波音747-400货机。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宣布订购7架全新的新一代波音737-700飞机。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宣布订购6架波音737-700飞机。

2005年

波音与中国官方人员就中国的航空公司购买60架波音787梦想飞机签订初步协议。

波音公司与中国航空工业达成了价值约为6亿美元的协议。根据协议，中国的航空工业将为波音公司生产民用飞机零部件, 包括为全新波音787梦想飞机制造零件的第一个确认合同。

2005年11月20日，中国航空器材进出口集团公司在北京与波音公司签订了购买70架B737-700和B737-800飞机的框架协议。

这批波音飞机的目录价格为40亿美元，将于2006年至2008年期间交付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东方航空、南方航空、上海航空、厦门航空、山东航空、海南航空、深圳航空等8家中国航空公司使用。

2006年

2006年4月11日，波音公司与中国航空器材进出口集团公司(CASGC)签署了80架新一代737飞机的框架协议。本次80架飞机的购买协议，加上2005年11月签署的70架飞机的协议，共同完成了150架飞机的购买计划。在首批的70架飞机中，50架于2005年12月签署订单，另外20架于2006年1月签署订单。

-完-

【吴思访谈】历史需要重新解释

◎顾昀

插队生活对我影响非常深远

顾昀：上山下乡是你们这代人的独特经历，对你日后的人生选择也有独特的影响。能否谈谈那阶段你印象深刻的事情。是否因为这一类事情，引发你对历史的兴趣？

吴思：对我来说，那段时间的生活是由一系列的强烈冲击构成的。当学生的时候，我有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但是，到农村接触实际之后，这幅观念中的图景立刻遭遇重创。用我熟悉的教条竟然无法分析甚至无法表达这种重创。过了很久之后，我才在经济学里找到描述这种情况的逻辑和语言。

譬如，人民公社的样板大寨大队有80户人家，你每刨80镐，才有一镐是自己的。如果偷懒少刨80镐，自己的损失只有一镐，其余79镐可以转嫁给同队的社员。于是，从经济角度看来，人民公社体制所提供的激励，只有自留地或承包田的1／80,如果干部的道德感召力和行政的威慑力不能长期稳定地补足那79分，在效率上，人民公社必定要败于大包干。

这些事实的冲击，这些观念和理论上的失败，迫使我寻找可以解释中国社会及其历史的新理论和新说法。我找了很久，总想找到可以替我解决疑惑的新教条，找来找去都不够理想，于是被迫自己杜撰，也有了自己杜撰的勇气。

顾昀：也就是说，你极力寻找能够解释当时所面对的社会现实的一套方法，这使你一路寻觅到如今？

吴思：是这样。除了寻找解释社会现实的社会理论之外，我还在寻觅对人心和人性的解释。我对人性和自身的看法也曾遭到强烈冲击。19岁那年，我当了生产队指导员，大队党支部副书记。一个生产队57户人家，每年的工分分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的能力和努力，他们的生产和生活都要由我负责安排。整天忙得焦头烂额，狼狈不堪。我勉强胜任了，但是感觉很痛苦，清楚地意识到自身能力的限制，意识到人民公社体制造成的惰性，对中国农业和农民生活改善的前景非常悲观。

同时，我在艰难困苦中发现了自己的另一面，原来我并不是自我想象的那个样子，原来我身上有许多我根本不知道的暗处，原来我的本性与想象中的样子相去甚远。这些看法也影响了我对别人的看法，对一般人性的看法。

上述理论的无力和缺陷，一直是我努力填补或重建的。从上大学到现在，我觉得自己一直在做这类事情。我关注的与其说是中国历史，不如说是对中国社会及其历史的解释。我在应对自己的失败，努力在失败和崩溃后重新站起来，重新找到可以把握真实世界的观念。在这个意义上，插队生活对我影响非常深远，直到现在，我仍在应对二十多年前的失败，仍在对这个失败做出反应。我知道，在很大程度上，这不是我的个人问题，我的特殊性中，高浓度地包含着普遍性。

顾昀：这样的经历，在你们这代人里并不罕见，但你好像得到了更多的感悟。

吴思：自我感觉就是大开眼界，有了理解重大历史变革的感性基础，形成了对重大问题的直觉，因此就有了拿出自己的答案的勇气。看看那些表达我们经历的老词语，就不能不对时代和社会的巨大变化感到惊讶。从"红卫兵"到"插队落户"，从"人民公社"到"生产队指导员"，我使用的重要概念及其所指，几乎全部消失了，每个概念都需要解释，还要有许多制度性介绍才能被后人或外人理解。沧海桑田般的历史变迁，就在我们的生命历程中发生了，就在我们眼前发生了。

血酬：以生命换取生存资源

顾昀：《潜规则》及刚出版的《血酬定律》，正是你多年来对所关注的问题，往中国历史传统探寻的结果吗？你是否认为，中国历史犹如一面镜子，从中可以看到我们身处的社会的影子，并可从中找到问题的答案？

吴思：我独立完成的第一本书是《陈永贵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国的试验》，那本书直接探讨了学大寨运动和人民公社运动失败的原因。如果满足于追究这种失败，对我来说，一本书就够了。但是，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又遇到了大量新问题，新老问题交织在一起，需要一个更深广、更有说服力的解释，需要重新建立一个解释力更强的框架，《潜规则》和《血酬定律》就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

"历史是一面镜子"这种说法并不错，但是还不够准确。镜子是身外之物，而历史是我们的昨天。昨天没睡觉，对今天是有影响的。小时候没上学，对成年后的生活和处境是有影响的。祖上溺水而死，后代对游泳的态度便与常人不同。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是我们今天生活的一部分。至少，我所关注的历史是这样的历史。

顾昀："潜规则"一词的贡献在于，它提供了解读中国社会的新视角，也是一种新工具。通过这么一个高度概括的词语，历史上那些上不得台面的官场运作规则，有了"明白"的解释，从而形成一套有别于"正史"的新话语模式。这很重要，因为，"潜规则"所指的那些东西，一直不为正统历史学家所重视，或者是有意忽视。你觉得呢？

吴思：确实有"话语模式"的问题。中国的史家前辈对潜规则运行的记录并不少，也做过表达和概括的努力。孟子就说过"非礼之礼，非义之义"这种东西。但是，中国传统的历史理论或社会理论并没有展开这方面的分析。不仅这方面没有展开，比起上个世纪西方传入中国的各种社会理论和历史理论来，儒家的许多见解都处于混沌未开的阶段，许多萌芽没有长大，许多枝条没有抽出。文艺复兴之前的欧洲也和中国差不多。在这方面，我们是比较幸运的，我们有更开阔的视野，更多样的话语体系，更精致的分析工具，有可能发现一些前人忽视的东西，并给出更透彻的解释。

顾昀：那么，何谓"血酬定律"？它体现了你在历史探索中哪些方面的努力？

吴思：人类在拿命换钱的时候，或者在以钱买命的关头，如何评估盈亏得失？这是一个非常古老又非常基本的问题。也许是我孤陋寡闻，没有看到前辈学人提出并解答这个问题。血酬定律就想揭开潜藏在人们心底的计算方式，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知道，劳动换取的收益叫工资，土地换取的收益叫地租，资本换取的收益叫利息，那么，流血拼命换取的收益叫什么？我称之为"血酬"。血酬的价值，取决于拼争对象的价值。如果拼抢的对象是人本身，譬如绑票，"票"价取决于当事人的支付能力和支付意愿。这就是血酬定律。在此过程中，人们的核心计算是：为了一定数量的生存资源，可以冒多大的伤亡风险？可以把自身这个资源需求者损害到什么程度？

我觉得，这个概念可以简明有力地解释历代兴亡。打天下的过程，就是以生命换取生存资源的过程。坐江山的制度，就是用暴力攫取生存资源的制度。这个概念还可以解释那些凭借害人手段榨取的钱财的本质，包括"潜规则"带来的灰色收入的本质。

顾昀：与《潜规则》相比，《血酬定律》在哪些方面有进一步的开掘？

吴思：首先是更深入了，我在《血酬定律》中继续追究潜规则所依据的合法伤害权，顺着这条路，追出了血酬，即买命和卖命的钱。其次是宽广了，潜规则处理的主要是官吏、民众和皇帝之间的关系，血酬定律又增加了土匪、黑帮之类的暴力集团，同时也更仔细地探讨了在横规矩和潜规则之中的生存策略，探讨了这些生存策略对当事人的身份和性质的影响。

顾昀：正如你所说，在《潜规则》中，之所以关注历史上的官吏集团，是因为"这个社会集团垄断了暴力，掌握着法律，控制了巨额的人力物力，它的所作所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的命运。"而在《血酬定律》，关于民间（"农工商生产集团"）与底层（"仰仗暴力谋生的非法团体"）的内容占了一半以上的篇幅，这能否说明，你的关注点由官场规则转移到一般民众的生存之道？

吴思：确实有所扩展。上本书没有谈到的东西，这本书就要多谈一些。但这不是平面移动，我想挖掘得更深入一些，就要扩大挖掘范围，画一个更大的圈子往下挖。

顾昀：可否认为，《潜规则》与《血酬定律》乃是从两条不同路径进入历史的核心，由此勾勒出中国社会全景。这便是你在《血酬定律》中提到的"全局性视野"吧？

吴思：《潜规则》和《血酬定律》的写法都是剑走偏锋，专攻一路，不顾其它。

这两本书，自我感觉都写得比较深入，尤其是《血酬定律》，我确实有了探入历史核心的感觉。但是，这两本书并没有勾勒出中国社会的全景，深入了，却不够广阔，更说不上完整。我最近比较着迷的问题，恰好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也许以后可以画出一幅比较完整的全景图来。

元规则：暴力最强者说了算

顾昀：还应该提到一个新词——元规则。照你的说法，"所有规则的设立，说到底，都遵循一条根本规则：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这是一条'元规则'，决定规则的规则。"这是否意味着，它实际上是潜规则与血酬定律之上的创造性的统领整个历史观的根本原则？

吴思：元规则自然是决定潜规则和其它各种规则的。谁的真实伤害能力强，谁就可以扩展自身的利益疆界。但血酬定律却是元规则的内涵之物，并不是两个东西。血酬定律所讨论的是生命与生存资源的交换。元规则说的是暴力决定生存资源的分配规则，增加了一个规则因素，即用鲜血和生命打造生存资源的分配规矩，并且用暴力保护这种规矩。如此行使暴力，用生命换取资源，到底合算还是不合算？赚了还是亏了？这就需要根据血酬定律计算一番了。

元规则可以解释重大的制度变迁，好像具有根本性的意义，但我不敢说这是最根本的。生产力和暴力哪个更根本？我没有想透彻，回答不好。似乎生产力更重要，暴力本身并不创造价值。但也未必。如果看得更远一些，猴群并不种树，只摘果实，暴力比较强的群体和个体可以获得比较丰富的生存资源，在优胜劣汰中活下来。或许追问最根本的思路就不对，好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个问题的思路一样不对。有阴有阳，阴阳对应，并无先后之分。

顾昀：也许你说得对，阴阳消长乃世界常道。但是，我还有一点不太明白，元规则的核心内涵是"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这话似曾相识，可在阅读作品的过程中，又让人感觉焕然一新。我说不清楚这是什么原因，能否解释其中微妙之处？

吴思：大概是理论彻底的缘故吧。马克思说，理论彻底才能征服人。把一种逻辑贯彻到底，用这种逻辑解释众多的历史现象，而且是互相关联的现象，显然比孤零零的一两句箴言更有力量，更容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更何况，"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这句话并没有被哪套社会历史理论整合进去，至少我不知道有这样的理论。"霍布斯丛林"很有名，其基础却是契约论，大家商量着办，而"暴力最强者说了算"恰好是打你没商量。毛泽东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被苏联所代表的马列主义正统理论视为异端，因为马列主义并不那么抬举暴力。而毛泽东的这句话，也是安置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历史唯物主义框架中的，枪杆子只是上层建筑改朝换代的工具，只是阶级斗争的最高级手段，并不那么具备根本性。

顾昀：阅读《血酬定律》，我对其中关于民间与底层部分的内容尤为兴趣。比如《庶人用暗器》，说的是老百姓自有自己的"利害计算"，这个道理正好解释了你上面所提到的当时在大寨所遭遇的困惑。《出售英雄》，更进一步说明正义与"利害计算"之间的较量。历史上相关事例真是不胜枚举。

吴思：我觉得写"地霸秩序"的那篇也很有意义。这两年，学界在解释黑社会现象的时候，常常提到"西西里化"，这个说法是一个进步，因为提出了一种民间暴力控制社会的模式。缺点是，当代西西里的政治制度与我们不同，黑社会的生存和发展策略也随之不同。中国历史如此丰富，如果我们可以从自己的历史中发现民间暴力控制社会的模式，并且把来龙去脉讲清楚，岂不更有解释力？

顾昀：在谈论西方思想学术大师的时候，你已经两次提到"以契约论为基础"了，而且很不以为然。那么，你认为应该以什么为基础？

吴思：有一种更深刻的理解历史的方式，更灵活宽广的智慧。尽管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术语和名称，但思路大体是一致的。譬如，阴阳五行，一物降一物的相生相克，这叫什么论？阴阳论？斗法论？还有我们都熟悉的矛盾论，如今正在流行的有博弈论，或者叫对策论，等等，古今中外都有。相比起来，契约论就要狭窄一些。如果斗法的双方可以选择一百种招数，契约论的圈子里只圈进来十种。可以讨价还价，却不许欺诈，不许动刀子，不许砸玻璃，不许开飞机撞大楼。作为一种理想的规范，应该如何如何，以契约论为基础的研究当然不错，但我们的目标是实事求是地解释历史。站在契约论的狭窄基础上，理解社会和解释历史就难免捉襟见肘。

灵魂只有一个，不能让他枯萎了

顾昀：能不能开个书目，谈谈对你的思想产生影响的书籍？

吴思：第一本，我很不情愿，但是又不得不承认，《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对我影响极大。十七岁那年，我就把保尔那段"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的名言抄在日记本的扉页上。二十岁前后，我把这本书放在枕边，经常翻看保尔修铁路的那一段。当时我在山里修路，干的活和保尔差不多，琐碎而艰辛，还吃不饱，很需要用人生意义之类的说法来支撑自己。

可是，六年前我重读此书，竟有不忍卒读的感觉。保尔的褊狭和自负让我大吃一惊。难道这就是我当年的偶像吗？我竟然努力模仿这种人？我感到很不好意思。我不会向我女儿推荐这本书，我以后也不会再读，除非要挑毛病说坏话。

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或《安娜·卡列尼娜》。在主人公安德列、彼尔和列文身上，我看到了自己的灵魂。我觉得托尔斯泰的句子可以直达我的心底，让我在不同的状态中再生活几遭。

三、《唐诗三百首》。这本书是中国古典诗词的代表，我已经翻烂了一本，以后还会一读再读。古诗词可以迅速调动起我的人世沧桑感，呼唤出我的"根本性焦虑"。人生短暂，年华易逝，这种感觉让人的心境深远厚重，超越蝇营狗苟，进入造化的幽深，以至言语寥落，欲说还休。古诗十九首、宋词、元曲、《红楼梦》也有类似的功能。

四、贝克尔的《反抗死亡》。这本书对我的影响超过各派心理学的作品。这本书，还有蒂利希的《存在的勇气》，帮助我理解了人心和人性——超越动物的独有特性。10年前读毕此书，叹为观止，从此不再看心理学方面的书。

五、《庄子》。庄子描绘的人生和宇宙图景很精彩，可以把我们拔出自负和局促的泥潭，让我们面对那些最要紧的问题，同时又不至于沉溺太深，忘记自己在天地中的真实位置。

六、微观经济学，任意一本。尽管书中分析的是市场，但是理性清明，分析精巧，对我理解人心的一般状态和人际关系的均衡状态大有助益。读后有散光眼配了眼镜之感。

七、制度经济学，任意一本。用微观经济学的清明理性来分析制度变迁，这是一门历史学可以借用的好手艺，一旦领会了这种思路，想忘掉不用都难。

八、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1986年初读此书，便生出历史还可以这么写的感慨。数年后我也转向历史，多少受了这本书的影响。我还模仿过这本书的笔法，但不如我原来的写法顺手，只好作罢。至于写作深度，《万历十五年》沾了"形象大于思想"的光，给读者留下了见仁见智的余地，大体没什么问题。不过，真到了说几句硬话解释历史的关头，黄老先生的概括往往伤痕累累。

九、林达的《历史深处的忧虑》。这本书让我领会了美国及其政法制度的实质和演进历史。最难得的是，我觉得自己似乎随着林达在那个世界生活了一遭，所得所思格外深切。

如果再提炼一下，超越专业或职业需要，上述诸书，《唐诗三百首》和《庄子》对我最为要紧，其次是托尔斯泰的书。知识无涯，可多可少，灵魂却只有一个，不能让他枯萎了。

顾昀：有哪些书对你分析历史的方法产生影响？是否因为在作品中引入制度经济学等新方法，所以作品显得那么独树一帜？

吴思：微观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对我有影响，博弈论和进化论也有影响。生物学，行为学，生态学中的许多观点对我也有影响。中国古代的圣贤，譬如韩非子和孙子，很擅长利害计算，他们对利害的计算也对我有很大影响。不过，作为一种历史哲学，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最熟悉的，是学校教育涂上的底色。我在分析和写作时，一定要处理与历史唯物论的关系问题，接受或者部分接受，如果想调整，则需要想出道理来。在这个意义上，影响最大的还是历史唯物论。

独树一帜大概是不伦不类造成的。说文学不是文学，说史学也不是史学，说社会理论又不是社会理论。《潜规则》第一版的分类号是随笔散文，属于文学类，第二版分类，改为社会问题。但是到国家图书馆去查，又摆在历史通论的架子上。我不靠体制化的学术吃饭，敢由着性子写，根据我的兴趣和我对读者兴趣的了解写，于是就有了这种非驴非马的东西。

顾昀：你认为，你所做的这项工作的意义在哪里？

吴思：重新理解中国历史，重建对中国历史的解释。过去的解释不足以回答当代人的疑问，结果，中国人面对自己的历史陷入了失语的境地。我们找不到合适的词句，不容易说清楚自己是从哪里来的，现在走到了什么地方。因此我们就不容易说明白自己是谁。对一个民族来说，不了解自己，不能理解自己，说不清楚自己的问题，这个问题太严重了。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专题：吴思之"思"2003-10-25

（责任编辑：孤松）

-完-

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 美学专业书目（六级版）

出处： http://blog.sina.com.cn/u/47147e9e01000bt4

【编者的话】

任何书单都是书的欠缺。

好的阅读从来就是对书单的背叛，同理，对书单的迷信也就是对阅读的背叛。

书单无非是书的丛林中的一些路标，提示通向某处的可能的途径。遵循这些路标，可能安全抵达某处。但对于探险家来说，他需要的是绘制自己的地图。

A级

1. 布罗茨基：《文明的孩子》

2. 迪克斯坦：《伊甸园之门》

3. 霍克斯：《结构主义与符号学》

4. 杰姆逊：《语言的囚笼》

5. 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

6. 李泽厚：《美的历程》

7. 林奇：《城市意象》

8. 刘小枫：《我们这一代人的怕和爱》

9. 马尔库塞：《审美之维》

10. 廖炳惠：《关键词200：文学与批评研究的通用词汇编》

11. 乔纳森·卡勒：《结构主义诗学》

12. 伍蠡甫（编）：《现代西方文论选》

13. 伊格尔顿：《当代西方文学理论》

14.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

15. 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

B级

1. 阿伦特：《黑暗中的人们》

2. 巴特：《符号帝国》

3. 鲍尔德温等：《文化研究导论》

4. 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

5. 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6. 弗里斯比：《现代性的碎片》

7. 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论美文选》

8.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

9. 黄金麟：《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

10. 加缪：《反与正》

11. 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

12. 李自修等（编）：《最新西方文论选》

13. 罗钢、刘象愚（编）：《文化研究读本》

14. 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

15.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

16. 马尔罗：《无墙的博物馆》

17. 尼采：《悲剧的诞生》

18. 乔纳森·卡勒：《论解构》

19. 荣格：《心理学与文学》

20. 桑塔格：《反对释义》

21. 桑塔格：《在土星的标志下》

22. 乔治·布莱：《批评意识》

23. 托多罗夫：《批评的批评》

24. 王晓渔：《文化麦当劳》

25. 张闳：《文化街垒》

26. 张京媛（编）：《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

27. 张京媛（编）：《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

28. 张京媛（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

29. 张念：《持不同性见者》

30. 朱大可：《守望者的文化月历》

C级

1.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

2. 巴特：《恋人絮语》

3. 本雅明：《本雅明文选》

4. 本雅明：《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

5. 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

6. 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

7. 福科：《规训与惩罚》

8. 高宣扬：《流行文化社会学》

9. 海德格尔：《林中路》

10.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11. 黄子平：《革命·历史·小说》(《灰阑中的叙述》)

12. 加缪：《反叛者》

13. 杰姆逊：《马克思主义与形式》

14. 卡尔维诺：《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

15. 李欧梵：《上海摩登》

16. 李幼蒸（编）：《电影与方法:符号学文选》

17. 利奥塔：《后现代状况》

18. 列维－施特劳斯：《看·听·读》

19. 罗钢、王中忱（编）：《消费文化读本》

20.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21. 麦克卢汉：《理解媒介》

22. 欧阳江河：《站在虚构这边》

23. 萨特：《文学论文选》

24. 希尼：《希尼诗文集》（文论部分）

25. 杨小滨：《历史与修辞》

26. 伊尼斯：《帝国与传播》

27. 张闳：《声音的诗学》

28. 张柠：《土地的黄昏》

29. 钟鸣：《秋天的戏剧》

30. 朱大可：《燃烧的迷津》

D级

1. 巴赫金：《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代的民间文化》

2. 巴什拉：《火的精神分析》

3. 巴特：《神话—大众文化诠释》

4. 柏拉图：《文艺对话集》

5. 本尼迪克特：《菊与刀》

6.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

7. 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

8. 布朗肖：《文学空间》

9. 达尼埃尔·罗什：《平常事物的历史》

10. 蒂利希：《存在的勇气》

11. 费斯克：《解读大众文化》

12. 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

13. 福科：《古典时代疯狂史》

14. 福科：《临床医学的诞生》

15. 耿占春：《隐喻》

16. 海涅：《论浪漫派》

17. 霍尔（等）：《表征》

18. 加缪：《西绪福斯神话》

19. 杰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20. 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

21. 勒庞：《乌合之众》

22. 李幼蒸（编）：《电影与方法:符号学文选》

23. 利科：《活的隐喻》

24. 列维－施特劳斯：《野性的思维》

25. 刘小枫：《沉重的肉身》

26.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27. 麦克卢汉：《机器新娘》

28. 齐泽克：《实在界的面庞》

29. 萨特：《萨特论艺术》、

30. 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31. 桑塔格：《论摄影》

32. 桑塔格：《重点所在》

33. 汪民安：《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

34.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35. 西美尔：《桥与门》

36. 西蒙娜·德·波夫瓦：《第二性》

37. 雅克·巴尔赞：《从黎明到衰落》

38. 张闳：《黑暗中的声音》

39. 钟鸣：《畜界·人界》

40. 朱大可：《流氓的盛宴》

E级

1. 阿多诺：《美学理论》

2. 艾柯：《符号学与语言哲学》

3. 巴什拉：《梦想的诗学》

4. 巴塔耶：《色情史》

5. 巴特：《服饰体系》

6. 巴特勒：《性别的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

7. 白馥兰《技术与性别：晚期帝制中国的权力经纬》

8. 保罗·德曼：《解构之图》

9. 鲍德里亚（布希亚）：《物体系》

10. 鲍德里亚：《消费社会》

11. 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

12. 布鲁姆：《影响的焦虑》

13. 布洛赫：《法国农村史》

14. 德里达：《论文字学》

15. 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

16. 弗洛伊德：《文明及其不满》

17. 福科：《性经验史》

18. 葛尔·罗宾（等）：《酷儿理论》

19. 葛兰西：《狱中札记》

20. 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21. 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的辩证法》

22. 基斯加柯夫斯基（等）：《路标集》

23. 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

24. 吉登斯：《现代性及其后果》

25. 杰姆逊：《政治无意识》

26. 卡内蒂：《群众与权力》

27. 科尔班：《大地的钟声》

28. 克尔凯郭尔：《论反讽概念》

29. 克莉斯蒂娃：《恐怖的权力》

30. 勒维纳斯：《从存在与存在者》

31. 里夏尔：《文学与感觉》

32. 理查德·桑内特：《肉体与石头：西方文明中的身体与城市》

33. 列维－施特劳斯：《嫉妒的制陶女》

34. 列维－施特劳斯：《忧郁的热带》

35.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36. 梅洛·庞蒂：《眼与心》

37. 米利特：《性政治》

38. 尼采：《苏鲁支语录》

39. 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

40. 齐泽克：《意识形态崇高客体》

41. 萨义德：《东方学》

42. 史景迁：《王氏之死》

43. 薇依：《在期待中》

44. 韦伯：《儒教与道教》

45. 肖瓦尔特：《妇女·疯狂·英国文化》

46. 宇文所安（斯蒂芬·欧文）：《追忆》

47. 朱大可：《聒噪的时代》（《话语的闪电》）

F级

1. 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

2. 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

3. 奥尔巴赫：《摹仿》

4. 巴特：《S/Z》

5. 巴特：《符号学原理》

6. 柏格森：《时间与自由意志》

7. 柏拉图：《理想国》

8. 鲍德里亚：《生产之镜》

9. 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

10. 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11. 德勒兹：《反俄狄甫斯》

12. 德里达：《书写与差异》

13. 弗洛伊德：《摩西与一神教》

14. 福科：《词与物》

15. 福科：《知识考古学》

16.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

17.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

18. 海登·怀特：《元历史》

19.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

20.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

21. 胡塞尔：《现象学的方法》

22. 霍布斯：《利维坦》

23. 吉尔伯特、格巴：《阁楼上的疯女人》

24.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

25. 康德：《判断力批判》

26. 克尔凯郭尔：《非此非彼》

27. 克尔凯郭尔：《恐惧与颤栗》

28. 拉康：《拉康选集》

29. 赖希：《法西斯主义的群众心理学》

30. 列维－施特劳斯：《神话学》

31. 马丁·布伯：《我与你》

32. 梅洛·庞蒂：《符号》

33. 尼采：《权力意志》

34. 诺曼·布朗：《生与死的对抗》

35. 齐泽克：《幻想的瘟疫》

36. 齐泽克：《敏感的主体》

37. 荣格：《回忆·梦幻与思考》

38. 荣格：《人及其象征》

39. 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

40. 舍斯托夫：《在约伯的天平上》

41. 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42. 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

43. 斯塔罗宾斯基：《活的眼》

44. 涂尔干：《乱伦禁忌及其起源》

45. 涂尔干：《原始分类》

46. 维柯：《新科学》

47.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

48. 西美尔：《货币哲学》

杂志：

《21世纪中国文化地图》（年鉴）

《今日先锋》（杂志）

《城市中国》

《世界电影》

《媒介批评》

《文化研究》

《生产》

《花城》……

【附】其他需要关注的学者、批评家：

《21世纪中国文化地图》入选名单，及：

龍應台、林毓生、余英時、朱元鴻、何春蕤、卡維波、丁乃非、張小虹、劉紀蕙、張英進、彭小妍、羅永生、李尚仁、李孝悌……

网站：

http://arts.tom.com/

http://ccms.ntu.edu.tw/~bcla/index_ebook.htm

http://cn.cl2000.com/

http://hermes.hrc.ntu.edu.tw

http://hermes.hrc.ntu.edu.tw/csa/index.htm

http://humanum.arts.cuhk.edu.hk/~hkshp/

http://sex.ncu.edu.tw/

http://www.21whpp.com

http://www.be-word-art.com.cn/

http://www.bp.ntu.edu.tw/bpwww/citydesign/index.htm

http://www.cc.org.cn/newcc/index.php

http://www.chinese-thought.org/

http://www.culstudies.com/

http://www.frchina.net/

http://www.hyzonet.com/

http://www.srcs.nctu.edu.tw/taiwanlit/direct.asp?fname=issue4.htm

http://www.whxf.org

http://www.xschina.org

本书单订立者：张　闳

-完-

傅国涌：从哈维尔说起——2004年春天在浙江财经大学和大学生对话

出处：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fe46d901008csj.html

傅国涌：我大概是1998年的年底第一次读到由崔老师翻译过来的哈维尔的几篇文章，初读之下，如同电击，这个感觉是我一生当中从未遇过的。我从十几岁以来，可以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没有一天离开过书本，每一天都是手不释卷的。读了这么多年的书，有一天我突然读到了像电击一样的书，就像梁启超说自己读到龚自珍是文字时的感觉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我想在这个世界上怎么还有哈维尔这么一个人，同时，为什么在我们中华民族还有崔卫平这样一个人。（掌声）

我感觉崔卫平老师的心灵跟哈维尔是完全相通的，虽然他们完全不认识，没见过面。我也是第一次读到哈维尔的文章，就感觉到哈维尔的心灵跟我这样一个生活在中国大陆的社会底层的老百姓，我们的心灵完全是相通的。相通在哪里呢？1970 年代的捷克社会，哈维尔精辟的概括了一句话，我们有选择不同牌子的电冰箱、洗衣机的自由。我想这不就是我们的心里话嘛，我们现在就有这样的自由啊，这个自由我们已经得到了，可是这个话我们没说出来。我们中国那么多的知识分子，我们汉语民族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就没有一个人，哪怕他是学贯中西，哪怕他是学究天人，他就说不出这么简单的一句话。但这句简单的话，被一个东欧民族的知识分子说破了。而我读了这个话之后，就觉得他把整个捷克社会、当时整个东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现状简单地概括出来了，当然类似这样的东西很多，在哈维尔的文章当中像这样震撼我灵魂的东西很多。

所以我就想着这个世界上怎么还有一个哈维尔这样的人呢，我们中华民族怎么有这么一个崔卫平，能够把他的文字这样贴切的译成汉语。哈维尔的文字是极难转译的文字，它是一种很绕的文字，为什么绕呢？因为他试图寻找一种表达方式，怎么样贴切地表现这么一个事实，他要表述的事实是一个很复杂的事实，这个事实就是说不是我们看到的表面现象，而是要抓住表面现象后面的那种千丝万缕的关系，要理清这些东西，所以哈维尔的文字就会出现一些比较绕的东西，就是说可能形容词很多、定语很多，这样一串又一串的，然而我们的汉语恰恰是最不善于表达这样的观念。我们的汉语是由词构成的，主要由词来表现，所以我们本民族最优秀的作家，包括鲁迅先生，《鲁迅全集》你去通读它，你就会发现，鲁迅的文章都是建立在汉语的词汇基础上，它往往不是句子，是词汇的组合，这是汉语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它跟德语、英语很不同的。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哈维尔的作品非常难译，难在什么地方？他是一个写荒诞剧的剧作家，荒诞剧表达的那种技巧，它要表达的东西都非常复杂，要让你开心、要娱乐、还要表现深刻的思想，在语言上跟汉语对接存在很大的难度。后来呢，我觉得破解了这个谜，这个谜怎么破解的？我看到了崔卫平老师的一篇文章，讲述了自己是如何走近哈维尔的，她走近哈维尔纯粹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这个偶然的机会是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小的不幸，得了一个病，这个病需要修养，在这个修养的期间，坐在自己家门口的阳台上看书、晒太阳，这个时候有朋友推荐了，好像是这样。

我曾经想，假如不是有崔卫平这样一个汉语学者把东欧知识分子哈维尔的文字变成了汉语，像我这样的一个外语都不认识的中国人，那是根本没有机会阅读哈维尔的。后来循着哈维尔的声音，我认识了崔卫平老师，我觉得通过哈维尔，我们的心灵也是完全相通的，因为在哈维尔身上我们找到了共同的一种精神追求，哈维尔世界里面有我们共同的东西。这是我个人走近哈维尔作品的一点体会。

我想谈第二点就是，为什么在我们汉语世界中没有产生一个哈维尔式的知识分子？迄今为止我们不能说我们汉语民族已经出现了这样的知识分子，所以说在东欧跟中国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差异。我们曾经有过很多共同的地方，但是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有类似哈维尔这样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出现。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的差异到底在哪里？ ……

天鹅绒革命改变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的命运，从苏联强加给他们的制度下面解放出来了，不费一枪一弹，和平地实现了社会制度的转型，这在整个人类社会演变当中属于震荡最小、代价最小的一种模式。这种模式在东欧来说，也是有一种连锁反应的，在整个东欧变革过程中几乎都是这样的模式。除了罗马尼亚把齐奥塞斯库送上了断头台，南斯拉夫发生了流血事件，其他国家的转型基本上比较顺利。可能这个后面跟他们的宗教背景也有比较大的关系，他们都有宗教背景。

谁也无法想象，像哈维尔这样一个写荒诞剧的作家成为总统、成为一个政治家，这个转型也只能出现在东欧这样一个具有"布拉格精神"的民族当中。中华民族中绝不可能由一个荒诞剧作者转变成一个领袖人物，因为我们中华民族缺乏这种幽默感。

我给自己提出这样一个疑问，就是说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哈维尔式的知识分子？当然我想制度环境是肯定的，我们有不同的地方，民族传统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演变的历史不同，整个大环境有很多差异的地方，虽然跟他的过去有很多的共同点。这个问题我们就撇开不谈了，因为这个问题就是放在面前的一个事实。

本民族没有产生哈维尔式的人，我的最大的一个疑问在于，我们在思想的穿透力上，我们对现实的把握上，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民族的灵魂人物，并没有能够抓住生活当中最生动的、最鲜活的、最准确的东西，作出最有概括力的表达，我们的知识分子跟哈维尔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这个差距应该是让我们生活在中国的知识分子感到羞愧的，而不是像余秋雨式的得意，你没有任何可以值得骄傲的地方。（掌声）

我主要是这个意思。

听众A：刚才我想到萧雪慧老师的两篇文章，……我们中国，也有戴煌这样一个像左拉的知识分子呼吁，河南一个民选出来的村长蒙冤被枪决了，这个事情发生后，戴煌和一些记者联名上书，武汉的一本杂志《炎黄春秋》在全国发表，最后《炎黄春秋》被最高人民法院告上了法庭。我看了这两篇文章，很震惊。傅老师和那位同学提出的问题，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像哈维尔这样的人？我觉得很重要一点，中国没有民主土壤。而在法国、捷克，很多年的民主熏陶，他有这个基础。马克思主义在东欧、苏联也经历了很多时候，但是经历到后来，他们选择了社会民主和民主社会。我看到过这个概念，但并不是很理解。他们对民主的理解肯定跟斯大林完全是两个概念，他们愿意走人道关怀。中国为什么没有哈维尔这样的人？很重要的，中国没有像左拉这样的知识分子，也没有像左拉以后的觉醒的知识分子，他们站出来，作为一种中坚力量，作为一种民众基础来支持、来呼吁、为法兰西民族感到耻辱，这个时候法国政府也被唤醒，案件才得以解决。我想可能跟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政治文化有关系。

……

我感觉到可能第一个就是缺少严格的后援力量、群众基础，一种思想土壤；第二个就是我们中国没有像美国、法国那样的中产阶级，中国只有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就像鲁迅说的"中国只有两个时代，一个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另一个是做了奴隶"，祥林嫂想做奴隶，结果不能够，到阴间阎罗王要把她用锯子锯开，她非常痛苦，可是她临死前的灵光一现，可能是真正的觉醒，世上到底有没有灵魂呢？鲁迅在这篇小说中说"可能有吧，可能没有"。到底有没有？文中叙事的"我"也不敢回答了，其实祥林嫂最后死的时候也想过这个问题，但是很可惜的就这样离开了。（掌声）

傅国涌：刚说到的曹海鑫一案，因为我也写过文章，我在萧雪慧老师之前发表过一篇文章，比较清楚来龙去脉。这个案子最初是曹海鑫被枪毙以后，戴煌老先生，新华社的高级记者，他写过很多书，比如《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九死一生》等，年龄也很大了，德高望重的新闻记者，联合了其他九个著名知识分子，这十个人不一定都是记者，其中有邵燕祥，诗人、很活跃的杂文家，也是年纪比较大了；杜导正，原中国出版总署署长，现在是《炎黄春秋》的社长；还有著名律师张思之老先生，年纪也很大了；然后有《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蓝翎；著名漫画家方成；还有李普，原新华社副社长，也是很有良知的新闻记者，这么一大批来自各个方面的高级知识分子站出来了，写了一篇类似于左拉《我控诉》那样的公开信，但是不是发表在《炎黄春秋》上，而是武汉的《今日名流》杂志上，《今日名流》是武汉女作家方方主编的，方方跟池莉不一样，是两种不同的作家类型，池莉是写《有了快感你就喊》的。《今日名流》现在已经没有了，停刊了，因为它发表过很多好文章，比如"寻访林昭"的许多好文章都是在《今日名流》上首先发表的。戴煌他们为曹海鑫呼吁的文章最早就是发表在这个杂志上，不是在《炎黄春秋》。

你后面的观点我也是同意的。就是说当这十个德高望重的知识分子站出来，向全社会发出正义的呐喊，发出呼吁之后，整个社会回音空荡。回音空荡当然是有种种原因，不一定是大家没有良知。比如说在座的各位，看了这样的文章，未必内心没有震动，也会有。包括中国新闻界很多地方都转载了这个文章的部分内容或者全文，包括《南方周末》在内，包括内蒙古自治区劳动厅办的一个小杂志，它都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有五千多字，所以说在社会上也是产生了一些影响，包括上海的一个老牌杂志《民主与法制》也转载了。当然最后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形成像左拉发出《我控诉》之后，像法国那样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民间的抗议声音，最后导致把曹海鑫的冤案颠覆回来，那没有。到现在为止，曹海鑫这案子还没有平反。这个案子就反映出了我们跟法国之间的不同，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特征。

你的这个观点我基本赞同，但是我想顺便解释一下，你说的这个问题跟我刚才提出的问题之间有点小小的差异。刚才其实有朋友也提出来了，中国现在其实并不缺乏具有实践性质的知识分子，已经产生了，而且已经不少了，但是这不是我提的问题的核心。我提的问题，刚才已经解释过了，我是说中国还没有一个知识分子达到这种深度和广度，那么准确的把握时代的总体特征，概括我们所生存的现实状态，就是没有达到这种程度。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那不是光有勇气就行的，黑旋风李逵很勇敢，但是黑旋风李逵那样拿起两把板斧一路杀将过去，连老百姓都是要砍的，他不是光杀敌人，连老百姓也砍，我们看《水浒传》也看到了，这也是一个中国传统，我们中国传统中有很血腥的、暴力的一面，有很多讲权谋的影子。《三国演义》教我们什么？《三国演义》不是教我们温情脉脉的，是教我们算计、权谋，怎么样把对方往死里整，怎么样才能够并吞天下、一统山河，这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所以说中华民族的传统有两个，在上层是《三国》的传统，在下层是《水浒》的传统。《水浒》的传统是什么呢？李逵、宋江结为一伙，水浒一百零八将占山为王，最后的目的，有一批人说是"杀进东京，夺了鸟位，我们宋江大哥做皇帝"，这是一些人的意愿，武松、李逵都是这样的意愿。（掌声）另一些人的意愿，卢俊义，小旋风柴进，宋江本人，这批掌握了梁山高层权力的人，他们心里打的算盘不是杀进东京，去夺王位，而是等着以更高的价码接受招安，为皇帝服务。所以中国文化就是这么两个传统构成的，上下最终指向的目标是一致的，权力。掌握权力就是一切，上也是这样，下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只有两个顶端，上面是秦始皇，下面是陈胜、吴广。陈胜、吴广想的是什么？有朝一日我也要做秦始皇嘛。所以跟陈胜、吴广一样的项羽、刘邦想的就是"彼可取而代之"，或者"大丈夫生当如此"，都是一样的。所以说不论你是站在社会最底层的人还是处于社会高层的人，想的都是一致的，这就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化教给我们的东西，从我们经典名著中就可以充分体现出来。

现在有一本书在市场上卖，王学泰先生和李新宇先生的新著《三国演义·水浒传批判》，可能就是针对这些东西提出的一个新的看法。我们中国现在确实存在问题，知识分子也要检讨自身的一些问题，也要反省。这个反省，我觉得首先也不是政治上的反省，而是文化上的反省，这个反省就是要提高我们精神探究的质量。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跟种地的人不一样，种地的人想的是种的水稻产量越高，稻米颗粒越大，这就是最高目标，因为他就是干这个行业的。但知识分子不一样，他从事的是一个精神产业，他要提供给本民族最高境界、最优秀的东西，有没有做到这一点？我觉得我们五十多年以来是没有做到的，在这之前，五四以来有一些收获，有一些传统。

最近我在一个出版界的专业杂志上批评了当今的出版界，我其中引了一个例子就是说，想想我们应该惭愧，惭愧在哪里呢？在国民党的反动的、残暴的、黑暗的、血腥的统治下面，我们有一个商务印书馆，曾经推出大量的、原创性的优秀的、学术作品。我列举了一个例子，当时王云五办商务印书馆的时候，他主编一套叫《大学丛书》，出了52 种本民族最优秀的、顶尖级知识分子的原创作品，我举几个例子，陈寅恪写的那二本最好的书，《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这两本经典著作，还有冯友兰那几本哲学的主要著作，钱穆的《国史大纲》都是那套丛书里的作品。这套书到现在还站得住，那都是在国难当头的时候写出来的，所以我说现在我们本民族的原创作品实在太少太少了，都是些引进的东西，我们自己拿不出东西，只能靠引进，所以引进的书已经几乎把原创的作品冲垮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本民族如果产生出一本比较像样的书，比如最近有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最近这几年来也就这本书算是文字读物当中像样的一本书，可是这样的一本书在我们中国，听说还沸沸扬扬，分歧很多，有很多说法。在这篇文章里，我还讲到一个事，就是说我们本民族的人也不是没有在努力，许多学者也在努力，比如说崔卫平老师这个事我也已经讲到了，《哈维尔文集》已经翻译出来了，可是中国有那个出版社来出一下《哈维尔文集》啊？这个书没有政治问题，讲的是捷克的问题，而且这个书很有市场，如果印出了，我想两万本是肯定能发行的，新华书店卖两万本应该是没问题。又是可以挣钱，效益很好，又能够有广泛的读者来阅读，有社会效益，如此这样一个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双丰收的东西，我们为什么不出啊？我就在这篇文章里提出了这个问题。他们也登出来了，这个文章在最新一期的出版专业杂志上，《出版道德批判》专题中，我写了4600字， 删了一些，但这句话还在。（掌声）

听众D：我再插一句，其实我也很倾向于哈维尔。《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里的弗兰克不明不白就死在柬埔寨那边。我的意思就是，米兰.昆德拉觉得这里充满了一种孤独、误解。我的感觉就是说，他是作为一个智者，他站在这个上面，他能够超越这个东西，以一种俯视的态度，或者说以一种笑的方式来把它消解掉。

傅国涌：关于昆德拉和哈维尔，这个在中国知识圈里的争论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已经是好多年的一个问题。在小说这个方面取得的成就我们是可以看到的，这是一个事实判断，而不是一个价值判断，所以我们不讨论昆德拉小说取得多大成就的问题。我们在谈论昆德拉和哈维尔这两个名字的时候，我们其实想问的问题是，这两种模式或者说方式，哪一种是更值得我们学习、模仿，是这样一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其实历史已经给了我们答案，这个答案发生在1989年冬天的天鹅绒革命当中，是昆德拉的小说解决了捷克民族的转型问题，还是哈维尔的行动解决了捷克的问题？我觉得是答案已经很清楚。

听众E：说得很多的这种概念的爱国主义，那种概念的爱国主义，我想都不是同一个层面上的东西。

傅国涌：我补充一点，就是刚才讨论了那么多的爱国主义和中日关系的问题。我最近在看一本书，这本书是一个老西南联大毕业的翻译家、诗人赵瑞蕻，以前是南京大学的教授，（崔："教过我，我班上的老师"）他的回忆录《弦歌不绝忆旧游》，在文二路的图书大厦还可以买到，他书上就提到一点，为什么西南联大办得这么好，为什么培养了那么大批的知识精英，出了那么多的学者、翻译家、作家、诗人、各行各业的出类拔萃的顶尖人物，原因在哪里？他概括了几个特点，其中有八个字我印象最深，西南联大的办学理念里面有"世界眼光，中华情结"这八个字。什么是世界眼光，我想不用解释，很清楚，世界胸怀啊，有包容性的，对世界是开放的，能够打开窗户，吸收外来的各种思潮、各种东西。那么"中华情结"是有讲究的。这个中华情结就跟爱国主义联系起来，他所说的世界眼光下的中华情结，既然是世界眼光下的中华情结，这个中华情结不是盲目的夜郎自大、闭关自守，而是在吸收世界闻名的前提下，我们如何维系中华文明，如何维系中华文化，我认为这是一种民族认同。爱国主义首先是一个民族认同，是对中华民族的一个认同；是对文化的认同，对我们汉语文化的一种认同。认同并不是我们基于某一个政权的态度，这个是次要的，而在根本的意义上，是对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文化，对几千年的传统当中的优秀因子，比如说对唐诗宋词、明清小说、元曲楚辞，对这些东西我们要有一个认知，这些东西就是文化。那么维系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东西，不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这些东西随着时间都已经灰飞烟灭，无论他是多么显赫的大总统，比如像袁世凯，无论你曾经掌握多大的兵权，是怎么显赫的北洋军阀，在历史的时光当中，你都是一抔粪土，都已经成为过去。那么剩下来的是什么？是我们几千年的中华文化，包含在李白、杜甫的诗歌当中，包含在曹雪芹的《红楼梦》当中，这些优秀文化才是真正维系这个民族的、值得我们后人继续去学的东西。

西南联大之所以有这样的治学理念，秉着世界眼光、中华情结，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种责任感，也就是崔卫平老师讲的对责任感的在意，对中华文化的一种在意、一种敏感性，对道德的一种在意、一种敏感性，身上有一种气质，这种东西促使他们向上，所以那些莘莘学子当年在极为艰苦的岁月当中，在遥远的昆明、偏僻的地方读书，能够在茅草棚里面、在简易的房子里面，每天在念英语ABCD，他们讲的物理、化学全部使用英文的，西南联大上课所有的理工科是不用汉语的教材，都是英语教材，完全跟世界接轨、对接的。所以我们中国的这些科学家出去，只要有大学本科的程度，到国外去读硕士学位、博士学位那是很轻松的，因为他本身的教材、教法、理念在大学时期都是对接的。我认识德高望重的科学史家许良英先生，他原来是浙江大学毕业的，他只读过四年的物理系，浙江大学物理系，那时是在贵州遵义，抗日战争时期，是著名的两弹元勋之一王淦昌先生的弟子。就凭他一个本科学生，他翻译的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至今在中国还无人超越，还是最高水准。他最近还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出了本新书，叫《爱因斯坦文录》。为什么一个本科水平的英语就可以翻译这么深奥的科学论文？今天本科非英语专业的学生甚至是英语专业的学生都未必达得到这样。所以当年是怎么样的教育，而且条件极为艰难、极为恶劣，只有一支粉笔，只有一块黑板，教室是很简易的，都是放在那种庙宇里面、祠堂里面。非常简陋的条件下，关键就在于这种办学理念有大关怀、大追求。这个大关怀、大追求就是这种对本民族文化的敏感性，对责任感的敏感性，一种文化的责任感，一种本民族的认同，要提升我们民族的精神层次，所以西南联大成功了，老北大成功了，老清华成功了，老南开成功了，过去有很多这样的学校成功了，我们过去老的浙江大学也成功了，过去老的之江大学（现在不存在了），也成功了。比起现在的大学，过去那时候的大学就是标高。

我最近在关注过去的高等教育史，发现现在的大学跟过去没法比，肯定是过去的好。我们现在比它们好在哪里呢？我们的硬件设施比它们好，房子比它们高大、坚固，我们的投影仪、椅子、桌子比那个时候好，但是我们人的精神面貌、追求、理想，我们的整个东西已经跟那个时候的人无法相比。那个时候一个班里50个学生，可能就出了40个科学家、文学家、什么家，都是这样，整整齐齐，出来都是顶尖的优秀人物。比如说浙江大学在竺可桢当校长的13年当中，几乎没有几个是淘汰的，都是很了不起的人，而且在建国以后，在理工农医各个学科里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那么老大学为什么能够做到？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理念，中华情结、世界眼光。中华情结，我不反对爱国主义，但是我认为这个爱国主义要在世界眼光下的爱国主义。我讲这一点。（掌声）

听众G:我还有个问题是，在我们中国这个社会对自由追求的认识不少的，问题是假如说当大家都中毒很深的情况下，有某些人意识到要自由，他们振臂一挥，那是否会拥者云至，或者当有人真的振臂一挥，但没有回应的时候,^ 谁来管我的悲剧发生呢？

傅国涌：我补充一句，重复一句胡适之重复了很多遍的话，达摩菩提东来，只为了寻求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找到一个知音就够了，如果没有，我在道德意义上也是自我愉悦的，因为这是我所要的、我追求的，所以不需要应者云集。而对话、交流是一种沟通，人类需要交流、需要沟通，而不需要在应者云集者这样的局面。思想、精神层面跟政治层面是两个概念，我是这么理解的。

听众G：也就是如果说振臂一挥就应者云集的话，可能有政治性在里面吗？

傅国涌：这里头带有一定的政治意义。我说的政治不是权力，是普遍意义上的政治，因为亚里士多德不是讲嘛，人类就是政治动物嘛。我说的就是广泛意义上的政治、无所不在的政治，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当中，是公众组成的，有人群的地方就有政治，是这个意义上的政治，而不是权力、权术、当官这个政治。

-完-